中国应对社会风险五问 社会风险是危言耸听吗?

　　一问：中国存在社会风险是危言耸听吗？

　　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中国进入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工业化、城镇化逐步深入，改革已经处在爬坡的攻坚阶段，矛盾凸现、危机易发。

　　以环境为例，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环境可持续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居第133位 。90％的中国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其中一半以上城市市区地下水严重污染；1/5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已被严重污染的空气中。

　　水资源短缺也非常严重。600个城市中已有400个出现水短缺问题。难怪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要说："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达到支撑的极限。"

　　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只是诸多风险的一个缩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大教授丁元竹透露，他们曾组织98名专家，把2010年前中国社会的不确定因素或曰风险因素归结为就业、"三农"、金融、贫富差距、信心和诚信等十多个方面。

　　风险有一个长期潜藏和孕育的时期，如果不进行积极应对，今天的风险则有可能成为明天的灾难。

　　二问：社会风险是对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否定吗？

　　应对社会风险与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

　　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

节约型社会是对中国社会风险日趋加大的积极回应，是要防范大规模灾难的发生。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提出"五个统筹"，要解决人和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拉大、人民内部矛盾尖锐化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五个方面，就是最容易孕育风险的地方。

　　社会风险概念的提出，从本质上表明这个社会是一个自我批判的社会。研究风险社会、不断反思我们的发展，意义就在于防患于未然，让我们活动造成的、本来不可预见的后果变得可以预见，从而控制原本不可能控制的事情。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不能忽视而是要加大对社会风险的关注和研究。

　　三问：中国人的社会风险意识如何？

　　风险着眼于未来，而大多数人关注的一般是现在的发展和享受，其价值观是功利的、务实的、相对短浅的。特别是中国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经济发展形势良好，所以总体上，中国人的风险意识比较淡薄、应对风险经验不足。

　　环境生态日益恶化，国人参与环保的热情却不高。在去年的国家级大奖"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中，参与候选人推荐的群众仅有38523人；而被捧为"亚洲英雄"的娱乐"超女"明星李宇春，获得的短信支持高达300多万个。这一对比，令人深思。

　　2003年底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事故时，一些村民不是逃命，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等到心里感觉不舒服时想跑，却已经跑不动了。

　　当前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开展风险意识的启蒙。

　　四问：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风险意识？

　　现代风险"一视同仁"的特点决定了呼同一种空气的人、喝同一流域的水的人、吃同一种食品的人、食同一种奶粉的人，都有可能同时受到极大威胁。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所说："在威胁的风暴大潮之中，我们的确是处在同一条大船上。""没有人是孤岛，谁也无法自全，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片。"所以，要牢固树立"天下风险，匹夫有责"的意识。

　　这其实是很高的一个要求。很多人认为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财富，就可以逃避风险。很多人对国家许多治理社会风险的事业漠不关心。

　　树立风险意识还要从小事做起。对许多人来说，丢弃一粒纽扣电池是非常随便的事情，可是它能够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辈子用的水。

　　树立风险意识，当然还包括掌握基本的识别灾害、防灾自救的本领，从而提高在洪灾、火灾、

地震、流感发生时的生存能力。

　　五问：中国如何治理风险社会？

　　有没有危机意识，能不能有效应对危机，是检验一个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告诫全党：一定要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近年来，地震、水旱灾害、非典型肺炎、高致病性

禽流感等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考验着党和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许多突发公共事件得以较好处置，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

　　2006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公开发布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发生Ⅰ级或Ⅱ级突发公共事件应在4小时内报告国务院。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要追究责任。

　　有了预案，面对风险和危机，我们从此更加沉着。

　　应对危机需要大智慧。目前尤其迫切需要各级政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以防范风险为出发点，用长远的、全局的眼光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发挥各方面的作用，有效化解人口、资源、环境以及效率、公平等方面容易引发风险的因素。（记者 周盛平）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