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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快过年了，各方都得打点，给有关领导和实权人物拜年必不可少，估计30万元打不住，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投资。”一家在北京从业的建筑安装公司老板日前告诉记者，“我也不愿意这样打点，可又怕来年这些部门找我们麻烦。”（《工人日报》元月26日）
据这位老板介绍，需要打点的对象主要是当地工商、税务、公安、质量检查等部门，而“打点”的方法是：“预先给一些餐馆、饭店‘埋单’，然后把这些已经付过账的单子赠给关系户”，“把重要的7个单位的头头们请到一个体面场所联谊。采取抽奖的方式，把价值1万元的奖品留给主要领导”，“给一些遇上生孩子或结婚的关系单位的领导送礼”，“请各部门的头头带家属旅游。”
本来，公共部门利用手中权力大搞“节日腐败”早已是说滥了的旧闻，年年禁止、年年不绝，不应该大惊小怪，不过目睹上述这份“私企老板的过年帐单”，笔者还是忍不住想发一句感慨：“权力者从民间享受到的服务真是体贴周到、无微不至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吃喝有人预先埋单，收礼都套上含蓄温情的面纱，旅游连带着家属……
可现在的问题是，权力究竟应该是享受品还是服务品，换言之，对于权力者而言，手中的权力是为自身渔利的道具，还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如果我们认可政府权力本质上都是源自公民权利的让渡，而这种让渡所以必要就在于它能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宪政理念的话，答案自然不难得出。然而，从这份“老板过年帐单”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完全颠倒的格局：原本的服务者——权力部门在尽情地享受着原本作为受服务者——企业的小心谨慎、惟恐不周的服务、伺候。显然，这样的权力的公共性已经异化、变质，这样的权力生态与我们期待的公共行政理想完全背道而驰，只能是地道的“腐败”。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对此，我想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权力监督”，确实，监督的乏力导致腐败的重要根源，但问题是，近年来，对“节日腐败”“送礼腐败”，各地各级部门的监督措施并不少啊，节日封车、廉政短信、夫人反腐、社会监督员，几乎能想到的招都使了，可是怎么到头来各种腐败花样还是监不胜监、督不胜督呢？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不久前陕西榆林市副市长路志强的一句话：“一些人依法搞腐败”——“咱们好多法律伸缩性太大，自由裁量权太大。行政执法部门往往抓住你，先给你个‘下马威’，说你这个问题太严重，按规定应该罚你多少万，先把你吓住，然后你再请他吃饭、喝酒、送礼……”这位副市长的分析，无疑为我们思考包括节日腐败在内的各种形式腐败泛滥的根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权力所以往往腐败得那么容易、那么有恃无恐，问题不仅出在下游的权力执行监督不够上，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与赋予权力的源头——法律本身监督的不够有关。
比如，为什么企业过年不给权力部门送礼，就会担心被“找麻烦”呢？显然，除了具体的权力监督之外，这些部门具有太多合法的“找麻烦”能力，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毋庸讳言，受制于一种立法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权力形成路径和制度环境，时下的许多行政执法权，往往是站在照顾执法者的执法便利、效率的角度设计设置的，而对权力的服务者——公众公共利益本身的方便、效益却重视不够，这样一来，“依法腐败”之下，反腐成本畸高、腐败成本低廉的权力运行状态便很难避免，而见证这种状态的，“节日腐败”肯定不是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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