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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票都哪去了?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26日 22:02 中国经济时报

  ■春运直击系列(三)■本报记者徐 伟李晓晔王宇新程小旭

  “所有的车票都在各售票窗口敞开发售,如果发现内部倒票,可以向铁路部门举报。”铁道部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李强在电话中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由于学生流、民工流、探亲流和旅游流叠加,车票难求的现象在今年春节格外突出
。1月20日,由于火车票难买,浙江省长兴县的一家法商独资服装企业 选择“包机”送民工回家过春节。在这家企业打工的民工算是幸运的,而在外打工的大多数民工则只能在求票的苦海中载沉载浮,听天由命。

  为什么火车票如此紧张?为什么正常的售票渠道很难买到车票?许多售票窗口在打开的第一时间即宣告票已售罄,火车票都到哪里去了?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明查暗访中,扑朔迷离的火车票流向依然迷雾重重。

  运能不足是车票难求的宿因

  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1月13日说:“春运期间‘一票难求’,归根结底是目前铁路运能的紧张。”据铁道部春运办预测,40天春运,预计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1.44亿人次,同比增长3.1%。运力不足已使中国铁路在汹汹势大的春节客流压力下不堪重负。“中国有13多亿人口,人均占有的铁路里程才5.77公里。” 李强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面对春节客流高峰,铁道部只能靠增开临时客车应对。据春运办24日发布的数字显示,春运前十天共加开临客4692列,同比增加834列,增长21.6%。但如此大手笔依然苦于应付客流高峰,25日、26日两天的情况显示,京广、京九、京沪、京哈、陇海、襄渝、宝成线等重点铁路干线运输能力持续紧张。据广铁集团介绍,早在23日京广铁路南段运能即已达饱和状态,当日通过广铁集团京广铁路南段瓶颈——坪石口的列车达到了145对,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呼啸而过。根据铁道部停货保客的安排,许多货车已经让位于客车,连日来,在中国大地上几乎全是一车车满载或

超载的客车在昼夜奔跑。

  火车票销售存在一个“二手市场”?

  对于李强的“全部车票都在各售票窗口敞开发售”的说法,记者在北京铁路局和票贩子那里都得到了证实。“每天北京西客站的总票务中心计划室按计划排票放号,北京的火车票都是从计划室发出去,然后从联网销售的各电脑终端打出来。”北京铁路分局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办公室人员说,“少量内部消化的票也是从售票电脑终端打出来的。”铁路部门把主要票额全都安排到了售票窗口、代售处以及电话、网络订票这些主渠道上发售。

  据了解,北京地区售票窗口达到1087个,广东地区售票窗口有1500个,均创历史新高。但在这些窗口前排起长龙的售票者听到最多的话还是“票已售完”。虽然车票都是从电脑终端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都能直接到乘客手里。经历过多年春运的实践和锻炼,如今大家已经习惯了售票窗口宣告票已售罄,转而求助“关系”或“黄牛”,与记者打交道多年的一位票贩子汪先生也说:“我拿的票都是从联网售票电脑上打出来的,绝无假票。”

  由于客票紧俏,里面存在可观的利润空间,少数分布在各处的售票终端将票截流,进行批发而非零售也就顺理成章了。据新华社报道,太原铁路警方在打击倒票中发现,多数票贩子倒卖的车票来自一些代售点。由此可见,火车票虽然是铁路部门从正常渠道卖出的,只不过很少直接到达乘客手中,中间还有一个非法的销售环节,我们不妨称之为“二手市场”,经过“二手市场”的周转,原本几百元的火车票就身价倍增了。

  根据北京社科院的张西、涂骏、岳勇在《2005北京蓝皮书》中所做的“火车票贩子”群体调查显示,最高层的票贩子与底层的“扒皮”差距很大:比如北京站的“老菊花”、“黑土豆”、“大娘们儿”;西站的“锅底儿”、“小细腰家”、“麻秆儿”,这些有门路拿票的大票贩子,旺季时,每天的收入在1000—3000元之间;淡季的收入,每天也在100—1000元之间。而北京站的“绿豆眼”、“白毛”、“蛤蟆”,西站的“倭瓜”、“铁公鸡”等,这些专门干扒皮的,旺季时,每天的收入在200—600元之间;淡季的收入,每天在30—100元之间。

  “二手市场”上活跃着什么人

  春节期间,活跃在“二手市场”上的人形形色色,个个都像服了兴奋剂,铆足劲要大赚一笔。这些人中以大大小小的黄牛党为主,其余就是部分代售点的售票人员、部分旅行社跑票人员、部分宾馆酒店办事处票务代办人员、部分机关企业专职跑票人员等等。票贩子汪先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凭借体制优势和多年的关系,这些渠道近水楼台先得月,瓜分了车票中的大多数,而春运期间几乎囊括全部车票,剩下的少量车票也被票贩子群体的下游雇人购回。乘客在售票口只能买些临客票和退票。”

  严格讲大机关企业的专职跑票人员不能算进倒票行列,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在以正常价拿到计划票以后往往截流一部分,转手加价卖出,所以二手市场上也常见他们的身影。

  目前,全国各地大小车站都有“合同户”,仅北京的两大车站合起来就有上千家“合同户”;铁路部门十余年发展了一大批车票代售点,众多的“合同户”和“代售点”每天拿去了相当数量的计划票和团体票,主要是紧俏的软卧票、硬卧票和热门车次硬席票。铁路部门承认这些“合同户”和“代售点”基本失控,无法防止其加价倒票。铁路部门既不可能管理到每个“合同户”和“代售点”,“又不能搞一刀切,取消团体订票。比如每年的军队复员和征兵工作都需要团体票。”李强在电话中强调。

  在京城一家旅行社负责了两年多订票工作的姚女士告诉记者,她们是北京站的合同售票口的签约单位,那些常在此购票的旅行社、酒店的人她几乎都认识,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只为自己单位买的,但也有一些是自己单位留一些,剩下的转让给票贩子,还有一些则本身就是贩票子。对于姚女士谈到的这个现象,郑州铁路局公安段刘喜军给予了证实,他说票贩子寻求同火车站有票务关系的单位,通过其超报订票数量,将多订的火车票放入自己囊中。或者,挂靠与火车站签有订票协议的旅行社或票务公司,向其缴纳一定的手续费,然后将其名下的火车票据为己有。另外,伪造各类证明材料,通过以单位名义订票从火车站骗取车票。还有就是自己动手制作假车票,蒙一个算一个。

  打击票贩子:治标治不了本?

  为了打击倒票,铁道部门没少动脑筋,“蓝盾行动”、“铁鹰行动”连挥重拳,有些地区还采取新举措打击票贩,但现实的结果却差强人意。

  “现行售票制度上的漏洞被票贩子们利用了。”一位市场观察人士指出。可以印证这一说法的一个例子是,呼和浩特火车站警务人员杜所长在去年记者采访中曾透露,面对排队购票的票贩子,票务部门一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卖票给他。同样的道理,在面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票贩子炒票的订票单位,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票务部门也拿不出多少理由拒绝他们的订票申请;甚至对于那些经过票贩子精心伪造、同时还加盖一些政府部门公章的假订票申请书,票务部门既难以识别,也无法否定,最终还得同意。

  “真正让公安机关难以侦查的是那些违法订票户。”沈阳北站派出所政委宋铁钢也有同感,他说虽然最近3年,仅沈阳铁路公安处就查获5家倒票的单位,但宏观地看,单凭铁路警方的力量,想挖出倒票的幕后老板仍十分艰难。铁路部门和铁路公安机关曾经联合起来,与订票户们签订守法协议,但从目前的效果看,还无法遏止一些订票户的违法暗箱操作。

  在记者调查时,河南焦作一位三十多岁姓李的先生说:“每次打击票贩子,打掉的都是活动在基层的散兵游勇,而隐藏着的高级票贩子从来没看见抓到一个。”

  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秦建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谈到李先生所谓的“高级票贩子”,他说:“还有的票贩子利用铁路车票代售点管理不善,或与代售点工作人员相互勾结,直接从代售点大量购买车票后加价倒卖。或者票贩子与火车站售票员相勾结,由售票员直接向票贩子提供票源。”

  事实上,铁路内部对于车票及职工的管理漏洞洞若观火,所以实行了售票员“当班不准带手机、不准带私款、留票”等预防手段,对内外勾结参与倒票者一律处以下岗,并连带追究领导责任等有针对性的制度。但是由于缺乏有效而可行的约束惩罚机制,所以这项措施能否起到效果目前还不得而知。

  春运折射深层次社会问题

  事实上,春运问题反映出的不仅仅是运力不足的问题,其背后折射出的更深层次社会问题更值得关注。

  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城市室主任叶裕民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指出,春运难题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在城市化。她认为,春运暴露出来数量巨大的进城外来工无法有效地融入城市社区、在城市扎根,只好在家乡和工作地之间来回跋涉。

  “解决春运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城市化进程。”她说,首先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因为这与其他的福利制度(经济适用房、义务教育等)相联系。再次要改革现行的住房制度,使得进城外来工有安身立命之所,有了“家”他才会安定下来,不再感觉漂泊。其次是改革进城外来工子女的教育制度,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交了高价都不能让子女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教育。另外还要逐步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人遇到不可抗拒灾难的时候,通过社会保障的救济帮他渡过难关,这是社会稳定运行的一个基本制度。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个制度普及到进入城市外来工身上,而他们其实更需要这样一个制度保障。

  “此外,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春节回家团聚’的思想也是导致春运问题的一个原因。”叶裕民分析,客流的春节期间的强劲需求与铁路运能供给的超常短缺是春运形势严峻最直接的原因。此前,社科院一位学者也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严重的东西部差异和城乡差异,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引力”、不发达地区和农村的“推力”,使劳动力的流向相对单向且过于集中。受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因素影响,春运客流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处于不均衡状态。

  春运难题表面上是对交通运能的挑战,实质上却折射出中国农村发展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上关于解决票贩子问题的建议也不乏可取之处。比如呼吁让民间资本参与铁路竞争,结束“铁老大”的垄断局面,运用市场手段解决买票难、服务差问题。除此之外,两会期间

人大代表提出的火车客运“实名购票制”议案,虽然颇具争议,但是不失为解决票贩子问题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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