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产权不是银行改革主要问题

　　

□本报记者舒眉

　　我的建议是改革要“多管齐下”：在适量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后，可以考虑开放民营银行和拆分国有大银行，同时监管体制一定要兼顾防范风险和金融创新

　　过去一年是中国银行业的关键一年，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上市的完成，自2003年以来 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经充分展开，与此同时，关于银行改革路径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尽管多数专家都趋向于认同“引资有利于银行产权结构的优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手段”这一观点，但是学界对注资、改制、向外资出售股权的改革路径仍然存有诸多疑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就是存疑者中的一位，他为我们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观察角度。

　　产权不是主要问题

　　记者：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经这样概括国有银行改革的路径，总体上分为三个步骤：财务重组、公司治理改革、上市。前两个阶段的改革以治标为主，为第三阶段的改革做准备，第三阶段的改革则力求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所谓治本，就是借鉴国际股份制银行的通行做法，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造。您如何看待这种改革思路？

　　陈平：现在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思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强调产权的作用，我恰恰认为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主要不是产权问题。

　　第一，产权和银行业的效率和效益并不必然相关。从戊戌变法开始，到现在的所谓产权经济学，都过分强调所有制的作用。所有制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重要的问题，但对一个企业来说不是如此。不管是合资的、私人拥有的，还是政府控股的企业或银行，它做得好不好，跟它的所有制结构关系不大，但却和经营模式、管理水平关系密切。过去十年，包装上市的国有股份制企业有很多，但经营上仍然是有的好，有的坏。好坏比例和以私有为主的股份制企业并没有多大区别。

　　实际上马克思说得最清楚，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制度的变化是适应技术，没有一个制度是最优的，没有一个制度可以保证你在任何情况下赚钱。

　　第二是目前过度强调了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而对金融创新的管制过多。央行至今不许商业银行开展国际成熟的金融业务，例如个人支票。几万元的交易还用现金，给金融舞弊与逃税提供大量空间，也使信用制度无法健全。这就像当年黄河发大水，大禹的父亲鲧来治水，到处筑堤坝，结果决口以后冲击力更大，而大禹治水则是多开渠道，而多开渠道恰恰可以分散风险、管理风险、对冲风险。

　　金融市场的成功经验是：改革成功的好企业可以通过上市融资而做大做强，但我没听说过本来就有问题的企业，上市后能反败为胜的案例。西方国有公司私有化失败再度国有化的例子有的是。所有制改造并不是什么万灵药，因此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我的看法和多数经济学家不一样，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金融的稳定性相当不错。虽然出过一些大案，但都能及时处理，包括更换银行高管。除了稳定之外，中国国有银行还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监管体制需要改善

　　记者：中国金融难道就不需要改革了？

　　陈平：当然是需要改的，中国金融市场的条件比其他国家要好很多，居民储蓄多，经济成长快，但是国有银行的表现不太好，其原因一部分是替政府承担了转型的社会成本，其次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设置有问题。金融这个行业，如果太保守了，就不赚钱。如果太自由了，投机过度，也会垮台。美国大萧条以后对银行加强了监管，金融危机是减少了，但金融创新就抑制了。1980年代开始又解规，银行的创新意识提高了，但金融危机的频率大大加剧了，现在又回头加强监管。这说明金融要做好是非常困难的，就像走钢丝一样，要在风险和收益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

　　中国银行体制设置恰恰阻碍了达成这种平衡。中国的银行体制设置，原来学苏联，全国只有一家人民银行。后来把中国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商业银行可以营利，中央银行不可以营利。但这种分开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造成利益冲突而非利益和风险共分。商业银行有利益，勇于创新，但是少顾风险。创新成功了成绩就归商业银行，创新失败就变成呆账，央行就要来管。这样的角色分工对监管者很不公平，你赚钱我不得利，你失败就变成我监管不力，要撤职。在这种利与险的两分法之下，迫使人民银行，证监会和银监会趋于保守，因为他们的责任是不出事，不是鼓励创新。这种两分法的设立，使得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只承担不许犯错的责任，而不承担鼓励创新的功劳。结果，商业银行创新空间有限，业绩当然上不去。

　　但是金融产业恰恰存在两重性。就是说金融业既必须防范舞弊、防范过度的冒险投机，又需要鼓励创新，而这不是由所有制决定，而是与管理制度有关。

　　记者：国外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吗？

　　陈平：前面我讲的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关系，我认为美联储与各银行的关系就值得借鉴。美联储为全体成员银行所拥有。要是创新与监管得当，金融市场做大，美联储的收入也增加，这可以鼓励员工改善管理。

　　再比如，在地区差距很大的条件下，许不许银行跨地区经营？美国是长期不许的，欧洲的小国，因为它地区小，差距小，它可以跨区。“万有银行”、“全能银行”的概念现阶段要照搬到中国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轨，因为中国的地区发展高度不平衡，全能银行的模式在欧洲可以用，在中国是不能用。中国应该学习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监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银行是不能够跨地区经营，也不能够跨业经营，否则的话中国的金融风险要比西方大很多，因为中国的地域差别太大。

　　西方银行为什么要抢进来，要收买中国的银行呢？因为他们看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潜力，大量的、国际成了惯例的金融创新业务，中国的银行目前还不敢做或不许做。应该说，中国金融业的限制程度在国际上是空前的。但即使这样，案件还是不断发生，因此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不是产权，是中国的金融管理技术非常落后。管理技术落后跟中国的监管体制有关系，在这个意义来说，引进外资会加强中国的技术创新。但是如果银监会不放宽对银行创新的监管方式，放西方银行进来，他们也没法做事情。当然西方大股东和银监会讨价还价的地位可能会高一点，能把国外赚钱的模式引进中国来做，例如消费者的信用贷款等。但是只按照西方运作的模式，是没有办法解决中国地区差异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中国自己创新才能解决。

　　不能只摸一条线，而要摸多条线

　　记者：对于现在的金融改革，您有什么建议吗？

　　陈平：我们的建议是改革要多管齐下。第一步可以适量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进外国银行，这也是我们决策层目前力推的。目前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行情看涨，说明中国这步棋开局不错。问题不在开价是否过低，而是能否长期维持市场的信心。外资银行进来能够促进国有银行瘦身，裁减冗员，也会增加一些国际上通用的创新业务，比如信用卡、

房地产和汽车抵押贷款等。但是它们的作用有限：一是不会有无私的外国投资者，为自己创造强大的对手；二、外国银行投资者未必是战略投资者，它也可能短期之内把银行

股票炒高，脱手后就走了，人家没有责任要把你变成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和自己竞争；三、也不要迷信外国银行。如今投资中国的美洲银行，上世纪80年代同样犯过高估拉美国家石油工业赢利能力的错误，而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私有制不能保证它不犯重大错误。

　　第二是要试验逐步开放民营银行，不能迷信大就是好。汽车业的例子已经表明，即使引入外国投资者，这些外国投资者也只会制造自己的垄断利润汇到国外，并不会主动向中国企业转移技术、服务消费者，除非遇到像

奇瑞、吉利这样有力的国内民营企业的竞争，才会迫使跨国公司改善在中国的行为。汽车产业如此，金融银行业更是如此。和企业要有多样的竞争激励一样，应该允许民间成立几个民办银行，靠技术创新来和国有银行竞争，和跨国银行竞争，而不能迷信西方的银行一定技术先进，只许西方银行来，而不许中国民间的银行发展，像浙江自己有做得好的信用社为什么不让它做大？这就跟不让奇瑞和吉利做大是一个道理。

　　第三，国有银行业改革的关键是打破垄断，竞争创新。中国民航业改革的先例值得学习。以前民航一家垄断是低效率的，把中国民航拆成几家公司后，中国的航空业竞争能力提高了很多，甚至出现了小的航空公司兼并大的，如海航兼并西北航空。通用汽车公司大起来后行为跟国内的国有垄断企业没什么区别，当年通用总裁斯隆就把它拆成几个独立的子公司，互相竞争，效率马上就上来了。如果试验把某个大的国有银行———比如工商银行———拆成几个竞争，效果可能比目前引入外国银行的办法都要好。

　　第四，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以及国资委的体制设计要兼顾稳定与创新，不能单取保守的“保值增值”、“防范风险”的保守方针。风险与收益要政府和市场分担，而非赚钱归自己，赔钱归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可持续的发展和竞争机制。

　　总之，中国银行业改革仍然是摸石头过河，但不能只摸一条线，应当摸多条线。宝不能押在一棵树上。外国资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扶贫的。应当把首要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自己的创新能力上。金融改革过于保守和崇大崇洋都不符合中国今日经济迅速崛起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