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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
据1月25日《华西都市报》和《重庆晨报》报道，24日上午，大足县委宣传部外宣办公布了人事局副局长李福多22日自杀身亡的诸多细节，并对自杀的原因盖棺定论：其老父2004年初去世，用去安葬费等3万多元，给靠工资吃饭的李带来沉重经济压力。李在云南的母亲近期身体很不好，在农村的哥哥多次向他要钱替母治病。李想尽孝道，但迫于经济拮据，最
后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了结一切。
春节临近，这样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所谓年年难过年年过，可是身为县人事局副局长的李福多却因经济困窘不能尽孝，终于没能过得了这个业已日日逼近的农历新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天一天临近的佳节，是一个幸福、开心、其乐融融的预期；而对李福多而言，却是一个迈不去的槛、闯不过的鬼门关！纵使他有一个如此“吉利”的名字。
作为一个时事评论人，面对这样的新闻心中却备感难过——并不全是为李福多和他的亲人。在这个贪污腐败新闻持续充斥媒体版面的时代，“另类”的李福多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现实——一个堂堂的县人事局副局长，不能说大权在握，按时下通行的潜规则和我们深以为然的潜意识，再洁身自好奉公清廉，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的下场啊！
李每月工资不到1200元钱，其妻的工资不到1000元。除了需要供养一个16岁的儿子外，还要不断地接济远在乡下老家生活困难的父母兄长，实在是不堪其累。表面上看，李福多的情况比较特殊，但谁能断定，在转型期的中国，在这个生机勃勃而又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里的广大欠发达地区和穷困山乡，没有千千万万的张福多、王福多？难道让他们保守清誉，不同流合污的代价竟有那么大吗？
我想，肯定有好多人从这件事情中，再一次看到了农村社保工作的欠缺和无奈。这当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需要政府痛下决心尽快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但政府和有关方面是不是也同时看到了这么一个更“另类”也更严峻的现实——那些中西部相对低薪的基层公务员们，究竟怎样做才能确保自己的尊严得到基本的维护，确保自己及其血亲的基本生活得以维持下去，而又不至于经受太多、太痛苦的内心挣扎，不至于铤而走险突破自己的廉正低线？
其实，不光是在中西部，即便是在东部较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清册上的数目，比起其他中等收入的行业而言，通常也是比较羞涩的。但是民众看到的现实，却似乎是另外一副光景：大多数公务员尤其是“带长”的，他们的生活却是那么地令人眼羡——出行车驾、衣着光鲜、前呼后拥、登堂入室，甚而至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哪里像李福多那样，自己穷苦潦倒，身后的父母兄弟更是“嗷嗷待哺”。这样巨大的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
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封建时代之所以贪污盛行，历朝历代都要不停地整肃吏治，却每每恶性循环。原因固然很多，但欠科学的薪酬制度，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清以及清以前的时代，官员收入都是很低的，顺治年间的堂堂总督，每年支俸才一百五十五两。而且就是这样低的官俸，还要负担众多幕友书吏的费用开支。怎么办？唯一之法便是获取非法所得。而少量清廉的官员假如乡下没有几亩田地，要想维持基本生活简直是天方夜谭。
应该说，中国现今的官员薪酬制度虽然已有很大改观，但仍带有浓重的“中国特色”。这正是当前一方面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李福多”们却又入不敷出的原因之所在。而更严峻的是，古代的“李福多”尚有几块薄田，今天的“李福多”除了工资却什么都没有。李福多自杀的警示，不可谓不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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