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良性运行需要新动力

　　■本报记者崔克亮

　　当2005年的钟声刚刚敲响的时候，许多媒体对新一年的经济运行作出了这样的预测：宏观调控将继续加强和改善；“三农”将迎来又一个春天；改革成为贯穿全年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财政政策从积极到稳健；节约成为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让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发展将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物价将处于“温和可控”的范围；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有保 障；构建和谐社会将取得新进展。

　　意味深长的年终指标

　　如今，2005已然谢幕，回眸

中国经济在争论中匆匆走过的背影，一个个意味深长的指标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全年ＧＤＰ增速达到9．4％。2005年宏观调控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和有效性显著增强，既解决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又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调控手段更加成熟。依然是9％以上的高增长，但“含金量”与以前相比却大不相同，增长的结构性变化最引人注目。2004年年初中国经济基本上都是靠投资拉动，但2005年投资增速下降，外贸增速明显上升，消费平稳增长，消费和投资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在合理调整中继续实现了高增长，经济运行稳定而又协调。“从增长与通胀的组合来看，2005年是1998年以来最好的一年，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较理想状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如是说。

　　2％的物价涨幅使百姓得到了实惠。但在经济学家眼中，ＣＰＩ涨幅逐季放缓，却是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标志，预示着经济趋“冷”的迹象。贯穿2005年大多数时间的经济“冷热之辩”也缘于此。经济学家的担忧不无道理，由于产能过剩，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毫无疑问面临着通缩的压力。尽管短期来讲，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出现通缩的现实，但从中长期来讲，中国经济仍潜伏着通货紧缩的风险。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1％，投资结构得到改善。2005年，中央较好地落实了对固定资产投资“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方面，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投资低水平扩张势头得到抑制；另一方面，能源、运输、社会公共事业和农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投资得到加强。特别是作为这一轮国内需求扩张中领跑产业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加速增长后，2005年受宏观调控的影响，投资性需求开始明显减弱。让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

房价，涨幅也在逐渐平稳回落。

　　9600亿斤粮食夯实了农民的消费基础。农业部预计，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比上年增加300元以上，实际增长6％左右。

　　净出口一跃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贸易顺差突破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历史上顺差最高年份1998年的1倍还多。但巨额贸易顺差也是把“双刃剑”。外贸顺差大幅增长已经引发了频繁的贸易摩擦，增加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同时，过度依赖出口也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当然，2005年的中国经济并非都是运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蓬勃的生产力、喧嚣的争论声、失真的“晴雨表”、迷茫的预言家……这错综交织的一切，才构成了中国经济之车轧轧前行的整体图景。2005年中国经济在收获诸多欣慰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近忧”与“远虑”：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体制机制不完善等等。

　　各种因素交相作用

　　2005年中国经济运行所呈现出的斑斓图景是各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中既有属于国家政策层面的，也有属于国际环境层面的，还有一些属于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

　　从政策层面看，2005年可以说是“新政”迭出。这年的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一标志性事件注定将成为中国汇率改革的里程碑。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非公经济36条”为非公经济进入垄断性行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调高至1600元，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这向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迈出了一小步。

　　从2005年起，9亿农民将开始告别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

　　从2005年3月17日起，央行调整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一是将现行的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回归到同期贷款利率5．51％的水平，比现行优惠利率5．31％上升0．20个百分点。二是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两部重要法律——《证券法》和《公司法》。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终于破冰。

　　2005年1月30日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其27条惠农政策无疑对促使粮食增产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5年7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

　　2005年，银行业改革在争议中迈开步伐。

　　这一年，价格改革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五大资源调价方案的出台引起百姓强烈关注。

　　2005新年伊始，国家环保总局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环评风暴，强袭中国的电力企业。这场风暴使企业在追逐利润的同时不得不承担环境成本。

　　中国加入ＷＴＯ四年后，经济发展已避免不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因素的巨大影响。中美之间、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纷至沓来。

国际油价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飞涨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压力。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也会对经贸关系产生相应的影响。如中日之间由政冷经热渐变为政冷经凉。

　　随着贝克意义上风险社会的来临，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越来越成为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中国每年因各种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占ＧＤＰ的6％。禽流感、矿难、水污染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警示中国各级政府必须从全能政府向责任政府转换。

　　不容忽视的“改革冷漠症”

　　回顾2005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一个值得特别提出且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国人对早已走到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改革呈现出各种复杂态度。

　　2005年下半年进行的一次网上调查表明，被问及看到“改革”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时，44％的人回答“有些兴奋”，34％的人回答“有些不以为然”，13％的人选择“有些抵触”，9％的人选择“没什么反应”，后三项相加占56％。交叉分析表明，表现为“有些兴奋”的主要是党政官员和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员，表现为“有些不以为然”的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表现为“没什么反应”的主要是企业一般员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农民，表现为“有些抵触”的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农民工。这个调查显示出了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普遍冷漠。由于网络调查特有的局限，一般老百姓对改革的冷漠程度可能会比这个结果更高。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在这种“改革冷漠症”背后的，实际上是有关改革共识的破裂，以及对目前“改革进程”的分歧。

　　一般民众对“改革”如此冷漠乃至反感绝非偶然，而是有因可循。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事实上，近10年来的某些走形的“改革”措施已蜕变成为强势集团掠夺弱势群体利益的“合法”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立平把刚刚逝去的2005年称为“利益博弈的一年”。他认为，在2005年，以“两税合一”受阻、房地产调控与反调控、官煤勾结与官煤整治等一系列利益博弈事件为标志，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在这一系列的利益博弈中，人们可以发现两个在不久前还很陌生的事物，这就是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所结成的联盟。这些利益主体的发育是相当不均衡的，特别是强有力的利益群体开始出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的裂痕在加深。而力量失衡的博弈导致的是群体间的财富掠夺。

　　为了避免这种利益博弈的西西里化（黑社会化），为了凝聚新的共识，形成新的动力，以便继续推进良性而健康的改革，孙立平认为至少应当考虑如下几点：一是将兼顾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原则作为新体制建立的原则之一；二是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分配制度、就业和劳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扩大改革的收益者范围；三是通过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

　　与此同时，还需形成公众对改革的参与机制，防止少数利益群体左右改革进程。缺少公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但从长远看，则会导致改革更多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使改革因失去民众的支持而丧失动力。同样重要的是，要形成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的反扭曲机制，以便能够在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对其实践结果不断进行矫正，防止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措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利用，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