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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华/文
一本他寄赠与我的《独自成俑：梁小斌笔记1986—1990》(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支持我写下了这个题目。这个隐身和行走在民间黑夜里的人，这个没有自己的“单位”和固定职业的人，这个当代中国文学中奇特的个案，他的思想和生活令我产生着奇怪的联想和冲动。
一个人是如何一夜成名，又是如何销声匿迹、被主流社会迅速地“边缘化”的？梁小斌是一个例子。在1980年代之初，他的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几乎成了这一年代的精神标签和代名词。它不但含义丰富地隐喻出文革给一代人留下的“精神创伤”，也暧昧地影射了这已然“胜利”了的年代里一代人的“精神现实”。这是有独立思考和清醒头脑的一群，是不愿意轻易忘却历史和抹去记忆的一代人的精神现实。虽然，在主流化的解释中，人们似乎只是理解了它的“历史”含义，但在这年代微妙而不断变化的语境中，其现实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浮现和生长着。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我的……丢了”最初也许只是一个很奇特新鲜的、可以模仿的句式，但相对于那些昂扬而肤浅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式的写作而言，它所暗含着的一个“废墟”的主题、一个“迷惘的一代”式的主题，却在更深层次上解释着这个时代真实的精神状况。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梁小斌的诗引起了普遍重视的原因。当人们谈论他，并将他的名字与北岛、舒婷、顾城等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在写作方式上对他的诗给予太多考虑，“雪白的墙”也并不是像前者那样特别复杂的修辞或表达方式，相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式的句子，它也谈不上有特别的精警和深奥。就文本的意义而言，梁小斌不过是“后来者”中的一个罢了，但在“今天派”无数的追随者中，梁小斌却是最好的一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命运和几乎所有的朦胧诗人一样，他没有走向一个“体制内诗人”的辉煌，甚至也不曾拥有那种“去国”的荣耀和悲壮，他是彻底地选择了民间，走向了体制外的生存。这一点在最初或许有被迫的因素，但如今在他，则是清楚而坚定的选择。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个诚实和勇敢地面对现实的人，一个遵循了最初的思想逻辑的人，因而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这本《独自成俑》，可以说是记录了一个作茧自缚的人、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始作俑者”的真实的心路历程。因为他选择了“思想”，所以必然产生类似于“黑夜”的情境。宛如“狂人”和“零余者”的遭际。一旦试图思想，必定要受到世俗的误解与庸众的拒绝。如果把它和梁小斌后来的生活联系起来考虑，就会产生一个互为印证的关系，一切就变得很容易理解。1984年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合肥制药厂的厂务人员把一份将他“除名”的正式文件送达到不知所措的他的手中，他竟然在寒风中满怀歉疚地将劳工科长送出很远，他为他们冒雪前来感到颇为过意不去。他局促地说道，“本应我自己去拿的，竟让你们跑了一趟……”这是一个在世俗生活中多么苍白而无力的梁小斌。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不久前，他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走出优雅”的口号，他在那里说出了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包含了自我否定的话：“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必须识破法则！面对冷酷！经历真实……”
这真是奇妙的回应。生活，合乎逻辑又让他意想不到地回击了他。这时代的主流逻辑就是这样的奇怪，梁小斌不能不碰得头破血流——在世俗生存那里，同时也在延续写作的可能性上。他意识到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朦胧诗正因为其浮出地表、获得了社会承认与大肆模仿之后所衍生出来的致命痼疾，正由于写作者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自恋倾向，而产生出自我的遮蔽和扭曲，无可挽回地将写作的意义导向虚妄与虚无。正像后来朱大可所描述的必然滑落——“从绞架到秋千”一样，在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中，再继续原来的趣味已经有害而无益。我以为这正是梁小斌后来在诗歌写作上一度停滞的一个原因，他不愿意重复别人，也不愿意重复自己，那种看起来优雅、实际已堕向小资情调的表演的写作，不再能传达这时代的真实思想，不再能诞生出创造性的美感。
很显然，1980年代前期日常生活的黯淡和残酷，正像楔入存在的闪电一样，进入到梁小斌的思考之中。而这时，整个时代的情调还滞留在某个乌托邦的想象里，当人们还在迷恋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这样的“深刻却又虚假”的句子的时候，一根劣质的烟草，一次旅程中被争议和放大了的“一口痰所带来的恶心感”，却使梁小斌感到真实的日常生活的“悄然迫近”。他迅速地赶在“第三代”之前，在1984年写下了那首《断裂》，并预言了自己内心的危险倾向——“我与黑暗有关”。
这也许就是命。这个暗示使他从此走向了告别的路，内心的深渊使他变得比诗人还要固执和孤独，他没有理由不经历一个再度的黑夜，一个真正远离灯光和舞台的民间世界的黑夜。
“民间和思想的黑夜”，我使用了这样一个词语，是想说明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境遇。读他的《独自成俑》，我相信，即便不与他交流一个字，我也能从精神和灵魂上把握住他。他那踏着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去领取的奖状，为什么那样来不及回味地就变成了一张冷冰冰的除名通知书？这既是时代那无法不叫人感冒的荒诞气候的作祟，更是生活那巨大真实的来临在一个人身上和灵魂中的反应。梁小斌是一个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见证和活的化石，他表明了一个双向的文化关系：知识者的独立思想倾向，会因为其置身的文化格局的自然变动，而不由自主地倒向民间；同时也只有民间才会孕育着接近真实的思想，但民间的原始与黑夜，又必定会掩藏起这些思想的光芒，使之湮没于个体的心灵世界中。民间对知识分子而言，既是精神的流放地，也是人格与思想的保护所。
这样说还是言不及意：我们看到了一个失败的梁小斌，一个被排除在包括“知识的体制”和“知识分子的游戏圈”在内的等级圈子之外的梁小斌，一个甚至丧失了“诗人”身份的梁小斌；也看到了一个成功的梁小斌，一个在民间真实地思想着、并用了黑夜与困兽般的语言书写和表达着的梁小斌——“独自成俑”，便是其“思”与“化”的状态，这个“俑”比之那个可以化蝶的“蛹”，来得还要悲壮得多，它自我的包裹和不可改变的硬度，既隔绝了他与世界的联系，但也促使他完成生存的固化与思的蜕变。
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承认和肯定梁小斌特有的“一贯性”和“成长性”的。在所有的“被命名”的朦胧诗人中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并发展了自己的主题。可以说，“独自成俑”之后的梁小斌，比之“雪白的墙”时代的梁小斌更有意义，看看现在的梁小斌的思想的真实记录，再看看那座在岁月中被虚构了光芒的子虚乌有的“雪白的墙”，一个孩子已然长大、苍老，一个思想之“蛹”已经完成了“化蝶”的旅程。雪白的墙并没有截断历史，丢了的钥匙也许永远也找不回来了，那一份也许并不那么真实的“优雅”的美，那些“崭新的希望”，而今在他自己的语言的烛照之下变得这样脆弱和虚幻：“……鼓声啊，/你充满什么幻想？/我的昔日的创伤，/被震得鲜血流淌”(《少女军鼓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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