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为什么不听我们的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汽车爬上了基多城南部一处坡度颇大的贫民自建屋区，在这里，东道主带我们参加了“多洛雷斯·卡丘安戈”学校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是此行的一系列NGO组织的“参与式考察”活动中，我印象深刻的一次。

　　这所“学校”全称为“多洛雷斯·卡丘安戈”妇女领袖培训学校，1996年由11个企业家捐款发起建立，并由当地著名的NGO组织“厄瓜多尔克丘亚人民民族联盟”主办。其宗旨是帮助克丘亚(厄瓜多尔印第安人，或者用现今通行的说法，“安第斯人”中最大的族群)贫民妇女提高文化水平，维护自己的权益，改善生活与提高社会地位。印第安人、贫民、妇女这三个概念都给人以弱势的形象，三者合一的“印第安贫民妇女”更该是弱势中的弱势了。不知怎的，这个校名使我想起少年时那首熟悉的歌：“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但是我看到的情形当然与“红色娘子军”大异其趣。这所学校设在贫民区一栋数家合建的简易楼里，楼内居民仍过着正常生活，“学校”只是底楼的一间大会议室和旁边一间办公处，确切地说，这里只是该“学校”的管理处和集会、仪式场所。据说该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学地点，其活动方式主要是在基多各处贫民区巡回设点举办各种讲座和培训班。只有重要的交流活动才把各处的这些未来“妇女领袖”集合到这里来。

　　今天的活动似乎很重要，各处来的与会者济济一堂，基本都是土著装束(不是国内那种通常只为表演而穿的“民族服装”，而是基多贫民区随处可见的印第安移民或曰“进城农民”的生活装束)的妇女，有不少还带着小孩儿，也有若干国外NGO志愿者和我这样的外国“参与-考察者”。会议室墙上挂着多洛雷斯·卡丘安戈的大幅画像，据说她是厄瓜多尔历史上著名的印第安克丘亚部族女酋长，为“安第斯人”的事业以及妇女解放事业贡献颇多。画像下面是几条克丘亚文(传教士创制的土著文字)标语，内容我想不外是争取克丘亚妇女权益之类。整个会场充满了克丘亚文化氛围。

　　活动主持人是个土著装束的克丘亚大妈，前半场她给我的印象十足是个传统的女巫、萨满或女祭司。只见她指挥众人在会场中央摆设了一大圈水果、玉米、马铃薯和各色芸豆堆成的供品，还有几支教堂常见的巨大蜡烛。部署毕，女祭司率众开始祈祷。她先念念有词一番，下跪合十，再念念有词，如是数次。不时还用一种植物粉末撒于烛上，顿时五色小火苗四窜，室内烟雾缭绕，充满古怪的熏香。冗长的仪式进行了约一个小时，众人肃穆而虔诚，只有那些小家伙们缩在母亲身后探头探脑显得不耐烦，有的还伸手去抓前面的供品。礼毕之后，“大妈”便把供品散给众人分食。这个场景使我想起了天主教仪式中的圣餐。如今在厄瓜多尔，“安第斯文化”与

西班牙人传入的天主教文化交融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个“纯粹克丘亚的宗教仪式”没有基督圣像和十字架，但仍有明显的基督教痕迹。而基多市内几处著名的天主教堂都有礼拜场所，那里的基督圣像后面有一金色的太阳(不是通常的光环)，据说那就是“安第斯人”的创造，因为当年的安第斯原住民是崇拜太阳神的。

　　祭祀结束，会议开始。这时，这位传统女祭司转眼间变成了现代的女革命家，只见她用西班牙语侃侃而谈，慷慨激昂地讲了半个小时。然后布置大家讨论。讨论的题目是：“古铁雷斯为什么不听我们的？”

　　古铁雷斯何许人也？他乃是两个月前刚刚下台的厄瓜多尔总统。此人原是军人，出生于纳波省印第安平民家庭。他毕业于厄陆军理工大学，是军事工程师，上校军衔，并在母校任过教。作为技术军官的古铁雷斯本非政治家，但他当过联合国驻中美洲军事观察员，有些见识。1990年代后期，他被调到民粹主义政党推出的布卡拉姆总统身边工作，从此介入政治。当时靠平民运动上台的总统很快引起平民不满，2000年1月21日，印第安民族联合会举行大规模示威，得到古铁雷斯和部分军人的支持。示威者占领议会，罢免总统，成立了包括古铁雷斯在内的三人“执政委员会”，号称“1·21革命”。但这种政变式的“革命”缺乏合法性，次日便告失败，作为这场“革命”的代表人物，古铁雷斯为此锒铛入狱。

　　“革命”虽然未成正果，但民众的压力不可忽视。继任总统诺沃亚为稳定政局，与印第安人联合会等反对派对话，并推动议会赦免政变军人。古铁雷斯出狱后便退役从政，俨然成为贫民领袖、“1·21革命”的象征和印第安人解放运动的头面人物，他组建“1·21爱国社团党”参与竞选，在贫民与印第安选民支持下，这个新成立的民粹主义政党击败老牌民粹派的“全国行动体制革新党”而获胜，古铁雷斯遂于2003年初当选为厄瓜多尔近年来又一位“左派总统”。但是与此前的几位“左派总统”、“民粹总统”一样，古铁雷斯上台后不久就引起人们不满。仅仅一年多功夫，矛盾就激化，当年把他推上台的那些政治力量又发动了推翻他的2005年“4月革命”，以印第安民族联合会为主体的示威群众再次冲击议会，发动反对派议员通过“合法程序”罢免了古铁雷斯，迫使其逃往巴西避难。

　　自1979年以来，甚至是自1940年代“贝拉斯科主义”政治模式形成以来，这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游戏已经在厄瓜多尔重复了多少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可以说是认识“厄瓜多尔病”乃至“拉美病”的关键问题。对此我有些思考，以后再表。但是在这个现场，讨论的气氛却令人十分感慨。这些人大概都是两个月前参与过推翻古铁雷斯的“四月革命”的，很多人也许还参加过五年前把古铁雷斯推上台的“1·21革命”。为什么我们选出来的总统这么快就让我们失望？这些“进城农妇”们各抒己见，西班牙语中夹杂克丘亚土话，我一句也听不懂。经另一位“参与-考察者”介绍，其中一种意见是：“都怨当初我们看错了人。”还有人说：这表明我们的参与式民主还需要发展。另一个看法是：“官场就这样，选谁也就是那么回事，幸好我们还有NGO。”总之最后也没有什么结论。朋友介绍说：这种会都这样，重要的不是做出什么结论，而是“参与”本身。

　　这种无结果的“参与”很有意义吗？“参与”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还是它本身就具有目的价值？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但是这样的会也令人感触：在这片贫民区的小巷里，一群被视为来自弱势群体的“进城农妇”，有的还带着孩子，在如此严肃的场合，一本正经地讨论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听她们的，讨论如何更好地让总统听她们的话！回想当年插队时，我也参加过无数上面布置的村民会议，议题刚好相反：是检讨我们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我们应当怎样更好地听毛主席的话，把上头交代的事做好？而奉命来开会的农妇们照例是每人带着一双鞋底子，在会场上一声不吭，只听得一片滋滋的纳鞋底声。如今有人说那时中国就盛行“参与式民主”，而文革更是那种“高于宪政民主”的“参与式民主”的典范。可与此刻我所见的“参与式民主”相比差别很大。应当说，要求民选总统对民负责的“参与”，和要求老百姓对领袖负责的“参与”，这两种如今被人煮成一锅粥的“参与”之区别，实在比一些人极力夸张的“参与民主”和“宪政民主”的区别大得多。

　　无论如何，厄瓜多尔26年来的民主进程应当说还是在风风雨雨中保持了稳步发展。26年来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美元化”和多次“革命”等重大冲击，却没有再出现寡头或独裁统治。所有的“革命”都是“天鹅绒式”的，基本没有暴力色彩。就以导致古铁雷斯上下台的最近两次“革命”而言，虽然发动者都是印第安人联合会这类平民运动，但“1.21革命”虽非暴力，却有违宪和政变色彩。当然，“革命”因此失败后，当局也采取了宽容态度，并未过分追究，更未进行报复，“革命领袖”古铁雷斯不久就通过宪政民主程序合法上台。而这次把他赶下了台的“四月革命”虽然也有街头运动、群众压力，但没有重复上次“革命”的政变做法，古铁雷斯仍是由议会依宪罢免的。在我们这次交流与考察活动中，就有一些NGO组织介绍他们如何教育民众依宪

维权，帮助他们与政府打交道，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提出诉求、施加压力，实现“参与”的目标。显然，“参与式民主”的活跃与议会民主的完善，两个趋势有摩擦，也有互补，而总的来说都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