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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日开幕的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做了关于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在报告中，王岐山表示，北京将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努力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
———《中国新闻网》
细心的人会发现，对于北京发展定位的表述已不再是传统印象中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甚至不再提及“经济中心”。其实这一新定位早在2004年11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修编结束向社会公开展示时就已显露，当时舆论呈现一片叫好声，有评论称北京定位的“去经济化”是一种进步，“是一次寻求城市特色的努力，是对首都城市定位更高层次的追求”。
在上海、广州、天津、大连和青岛等地争先恐后地发展经济，巩固或觊觎本地区经济圈的增长极之际，我们该如何看待北京一反常态放弃“经济中心”标识的举措？
客观地看，此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一，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等客观条件限制了北京的经济发展，进而也影响了其“经济中心”的地位；第二，由于地理位置、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的限制，使北京很难像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州一样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经济辐射效应，相反由于大量抽取周边地区的资源与资金而产生了“负拉动”效应，以至于出现了272万人口的“环京津贫困带”；第三，淡化“经济中心”强调“宜居城市”，这一城市规划精神内核的转换，也是城市发展从“经济挂帅”到“人民挂帅”的转换，对全国其他地区和城市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示范效应；第四，从国际上看，政治首都和经济首都可以不是一个城市，比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和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它们就是政治中心，并不是经济中心，这种经济功能从政治中心城市分离的做法有助于避免经济中心要求相配政治地位、政治中心追求相应经济实力的行为倾向。
但北京能否真正放弃“经济中心”的发展定位，从历史和现实上来看，恐怕不容乐观。
从历史上看，北京的“经济中心”定位一直是遭人诟病的，但却一直“春风吹又生”。建国之初，梁思成就从保护文明古都的角度提出了北京不应建设成为工业城市的建议，遗憾的是这个建议没有落实，比如解放后，北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如首钢扩建和组建燕山石化等。上世纪80年代初，“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浮出水面，北京被定位为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重型制造中心，唐山是能源原材料中心，但后来也不甚了了。在90年代初期，国务院对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是四个中心：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并没有提经济和工业，但北京仍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汽车业，“现代汽车”的到来，更成了标志性的事件。
从现实来看，经过建国以后长期的积淀和集聚，北京的“经济中心”地位似乎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是“挥之不去”的。根据最近的经济普查数据核算，2004年北京GDP总量达到6060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已经高达67．8％，人均GDP4970美元，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上海，从产业结构和人均GDP水平来看，已经接近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此经济实力焉能不成为“经济中心”？另外，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总规划师谈绪祥曾说：“在制定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对要不要写上‘经济中心’也有很多争议。最终不再写上‘经济中心’，并不是说北京就不做‘经济中心’了，‘经济中心’是大城市、省会城市本来就有的功能，没必要再强调。”由此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北京放弃“经济中心”定位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嫌。
诚然，作为一个拥有1500万左右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可能没有很强的经济功能，正所谓“即便北京不是经济中心，但是全部工作也必须以经济为中心”。而且在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官员拉动了GDP就等于拉动了晋升的引擎。再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上来看，自古以来，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统一使执政有了保证。所以，尽管在北京新的发展定位没有提及“经济中心”的定位，但其隐性的“经济中心”定位必然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对于北京来说，不是是否要做“经济中心”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经济中心”或者如何协同区域内的其他城市联合做“经济中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打破“政治就是经济，经济就是政治”的怪圈，为区域经济发展扫清制度障碍，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20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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