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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长韩正在出席上海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作《关于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的报告》时说，上海将完善和落实决策责任制度，对超越权限、违反程序造成重大损失的决策，要依法追究决策责任。
———《北京娱乐信报》
说到决策机制，想起了前两天的一则新闻。据《市场报》报道，内蒙古锡林浩特市以每头18350元的高价从新西兰购入3000头纯种荷斯坦奶牛，以提供贴息贷款等优惠条件出售给奶户，但由于奶牛产量低，大量奶户贴光了房子、家产、羊群、甚至子女的学费，心力交瘁、负债累累，四处借钱喂奶牛，高价买来的奶牛成了“花瓶”。
政府介入本应是“纯市场行为”的经济活动，导致农户损失惨重，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发展焦虑”、“政绩焦虑”。然而在笔者看来，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其中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决策机制的缺位。
政府强制介入经济行为的结果可能产生市场风险，决策者不会不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然而这样一种不科学的政府决策是怎样从提出到最后执行的？中间有没有人提出疑问？从2004年到现在，造成当地农民连年亏本的政策为何不予叫停？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出自地方官员对于发展的渴望，但根源在于决策机制不健全。
缺乏民主、公开、科学的决策机制以及严厉的责任追究，从而导致一些地方发展冲动脱缰，规划项目盲目上马，出了问题，往往拿“发展焦虑”、“政绩焦虑”做挡箭牌。其实，有些地方官员所谓的“发展焦虑”，就是“唯GDP是从”。说到底，就是为了个人的政绩“焦心积虑”，没有真正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而“焦虑”。而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决策失误的成本太低，没有硬杠杠约束官员的决策行为。
任何决策都不可能绝对正确，但首先应该保证决策的程序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于政府的决策，应该有一套完善、高效、透明的机制来保障，使决策过程处于可控状态。对于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决策、怎样保证决策的实施处于预期轨道、决策出现失误如何弥补等问题，都应该在机制的框架内给出答案。
要完善决策机制，政府绩效的评估体系也亟须改革。片面强调GDP而罔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政绩考核机制，难以塑造出科学完善的决策机制。要避免“花瓶奶牛”事件重演，应废除以GDP为核心的片面政绩考核政策，把对于官员的政绩评价，最终体现在人民“满意与否”上。什么时候官员的“发展焦虑”、“政绩焦虑”变成了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人民焦虑”，就不会产生这种政府越位的现象了。（20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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