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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戍
据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最盛产怀旧的灵魂。
原本2006年新年到来之前，我刻意让自己少关注年终盘点式的资讯，更多地去点击新一年的展望。连我和朋友在新年聚会上的话题，也很像《美国周刊》上曾刊载的一篇文章
：如何让“50种行为使你的2006年更美好”。
但是，随着新年钟声渐渐远去，行走在2006年的脚步却分明有一些虚浮。
或许应该怪我的矫枉过正，新的一年原本就始于旧的一年的终结，如果说对回顾的偏爱是一种形而上学，那么对回顾的舍弃就更是形而上学了。
而如果抛开个人的偏差不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影响深远的人物，他们的背影被永远定格在过去的2005年：
即便没有青史留名的初衷，也总会有不同的人物倾其一生，换取被历史的洪流以不同的方式标记，等待岁月长河的淘洗与冲刷，好教后人细细辨认、慢慢品味。
演员通常期待自己的演出能够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但如果他们的生命也遵循同样的规则，那么，所谓戏剧性背后就只剩下残酷感，让观众深深动容。陈逸飞的挥别和他曾经的到来一样不容人有所反应；傅彪一次次的“病危”、“转好”和“辟谣”最终划下的还是遗憾的句号；曾经不快于古月假借伟人的身份到处“走穴”，但是听到他逝世前表示“最想演一些鲜为人知的老年毛主席的形象，包括文革那段时间，因为这段历史不能空白，我们要对后代负责”时，突然感觉那也许真的是遗珠之憾；而最有可能马上钩起我们追思的则是高秀敏，因为春节联欢晚会临近，不知道今年观众的笑声里会不会缺了一丝爽朗，多出几分怅然。
记得2005年早些时候，看到过一篇文章不无忧虑地发问：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大师级的人物集体告别的年头？所以，薛暮桥走了，中国经济学界慨叹：今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值得尊敬的典范；启功走了，中国文化界黯然：从此所谓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全面继承只存遥想；费孝通走了，中国社会学界沉思：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有没有传承一种行走的力量？随着巴金老人的离去，受“五四精神”洗礼的中国文坛终于出现了大师真空。而这样的真空，不仅仅在拷问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学成绩，更是在拷问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
2005年的记忆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背影。他实际离去的时代距今需要用千年作为衡量单位，而千年之后的2005年，他却尴尬地回到人们挥别的视野之中。
这个背影就是魂归汨罗江的屈原。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由此宣告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此以后不可以在农历五月初五吃粽子、赛龙舟。但是，一个充满了民族色彩和文化底蕴的传统节日，居然在延续了两千多年后，必须忍气吞声地在一旁看别人成为“法人代表”，这基本上是一种文化主权的失守。于是，屈大夫在公元2005年再次向他的国人挥别，这一次他的脚步依然沉重，这一次他的前路更加遥远。
每每这样的时候，总是可以无比清晰地感受到文化遗传在自己血脉中的搏动。由此，岁末年终时的回顾，与其说是一种惯性，不如说是一种本能。
在老庄的眼里，人生如白驹过隙。因此缅怀生命的逝去与凋零，不免会与一种洒脱通达的追求背道而驰。但事实上，面对生命的逝去与凋零时，我们所感受到的心灵冲击力，却往往并非源自严格意义的生命活动本身。总有一行脚印如刀痕般深刻，总有一幅音容如暖玉般温良，并用一种平和但是坚定的语调提醒我们———人的生命绝非是在简单地以DNA的延续对抗自然规律的无情。
从此，即便与时光的握别让生命的音符戛然而止，文化的传承也会让诸如生死之类的沉重话题消解为瞬间的区别，对生命的缅怀也不再是形式主义的伤春悲秋，会有一种微笑的光芒越过追思的视线尽头，照亮一句流传多年却依然值得回味的哲言：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
所以，从本质上讲，回顾逝者的背影，是相信薪火相传的希望并未走远。和穿越千年的文明一起为刹那间的空白而低眉，因为我们知道，挥别之后再回身面对新的一年，迎来的必然是一种更加磅礴的生机。
《国际金融报》(2006年01月20日第二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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