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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民
监督并非仅靠权威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也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即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因此，国有银行改革要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反对意见
国有银行的决策者必须谨慎从事，要有民主决策的意识。如果奉行权威主义，在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大决策中排斥民众意见，只会带来公众更多的误解和疑虑，不利于集中更多的智慧去防范风险
所谓“二八开”理论，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国有银行80％甚至更多的不良资产属于外部干预和经济转轨导致的不良资产，真正因为银行自身判断失误———内部舞弊导致的不良资产只占总不良资产的20％左右。
以“二八开”理论描述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成因，这的确是忽视刚刚过去的历史。2005年末，银监会对工、农、中、建4家国有银行进行现场检查，通报指出检查发现问题，涉及金额5885亿元，处罚违规机构103家，处理违规人员799人。
据媒体曝料，为了这次检查，银监会累计派出检查人员多达16652人次。检查4家银行总行及营业部、各省分行和部分二级分行等14039个营业性机构，开展“贷款分类偏离度、土地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专项检查。在检查中银监会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分支机构贷款分类质量低劣、项目贷款管理薄弱、个人消费贷款违规严重、有的分支机构屡查屡犯，大案要案连绵不绝。这些问题凸现一些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总行疏于管理问责所形成的操作风险。
尽管有的国有银行在海外顺利上市，谋求以股权换机制，但上市后的改革层面只局限在总行层面，大量分支机构在总行上市后并无多大变化。分支银行的法律地位依然是不明确，他们既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子公司”，亦非“分公司”，却以独立的身份或主体资格在各自的辖区内开展业务。
由于国有银行大量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分支机构层面，如果分支机构脱胎换骨的改革难以进行，公众担心国有银行谋求的只是短期垄断利润，而长期资产状况不可能根本好转。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能说国有银行显性和隐性不良资产问题之严重是外部干预和经济转轨的结果呢。最近，银监会查出曝光的许多问题，大家不禁要问银行的自律哪里去了？
从另一方面观察，国有银行形成巨额不良资产，教训之一是国有银行对经济社会转轨的变化“不适应”、“麻木不仁”。对中国特殊转轨时期的企业生存方式稍微有所了解的国人，都会将此视为某种警讯。但令人不解的是国有银行这样的专业金融机构对此却充耳不闻。有些出问题的项目贷款，所涉及的贷款金额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但如此之大的贷款规模却没有一家银行对其做过尽职的资信调查。
其实，有的骗贷项目，银行只需一次尽职的专业调查就可将其揭穿，但在这方面国有金融机构显得异常迟钝。很清楚，像这类转轨时期，用巨额的银行贷款创造出具有脆弱性“先富起来”的神话和“虚假政绩”的神话，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大胆的借款人身上，也不是外部干预起了主导力量，而是出在国有金融机构本身。
国有银行掌握着中国大部分金融资源，因此它们的改革备受关注。从发展情况看，国有银行不是改革最少的领域，恰恰相反，与其他领域改革相比，国有银行在制度、技术、监管等方面的创新和改革似乎一点也不少，但不断展现给公众的却是国有银行体系的风险在上升。其中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个监督并非仅靠权威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当然行政监管很重要)，也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即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我们称之为社会公众对国有银行的再监管。因此，国有银行改革要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反对意见。
为什么国有银行引进外资，把股权卖给境外投资者会引起如此强烈的纷争？国有银行从理论上来说拥有国内十多亿投资者。这就决定了国有银行的决策者必须谨慎从事，要有民主决策的意识。如果奉行权威主义，在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大决策中排斥民众意见，只会带来公众更多的误解和疑虑。不利于集中更多的智慧去防范风险。因此，必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必须加快民主决策体制的改革，让公众参与到国有银行的改革当中。至少在目前，处理巨额不良资产、股权外卖等重大问题，应该提交全国人大及其专门委员会听政、讨论。
《国际金融报》(2006年01月20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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