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是私人银行市场发展主要制约因素

　　□本报记者 胡天舒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私人银行市场发展提供了内在前提，但是财富只有大量流向公众，这一市场才具有强劲发展的可能，政策并不是其间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新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报告认为，中国理财市场达到了“振奋人心的时刻”。中国富有人士的平均资产在未来几年将以13%左右的比例增长，私人银行业务因此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众多外资银行来华“寻求高利润的增长”，几乎所有的中资银行也在探询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可能性。

　　2006年1月初，本报就中国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前景与配套政策采访了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博士。陆博士之前在中国人民银行供职多年，此后在招商银行研究部担任高级研究员，其200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还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对金融政策和银行实务均有相当的了解。

　　私人银行业务市场潜力巨大

　　记者：波士顿咨询公司非常看好中国富有人士理财市场前景，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将变得更加富有。你是如何看待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前景的？

　　陆磊：这一市场潜力巨大。因为国民参与国家经济增长，获得经济增长的成果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国家也会变得越来越公平，能够享受到私人银行服务的人群会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是说享受私人银行服务的这些人的资产增长速度会越来越高。换句话说，就是中产阶层越来越多，而不是暴富阶层越来越多、越来越富。

　　从研究的角度看，我们观察到，国家统计部门把1979-2004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从9.4%提高到9.6%；截至2005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3.6万亿元，增长18.1%，几乎两倍于经济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居民的金融资产增幅总体上将持续高于经济增长，银行从零售到个人再到私人银行业务，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记者：刚刚过去的2005年，中国银行业体制改革进行得非常热闹，中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是否获得了特定的发展契机？

　　陆磊：2005年是非常神奇的一年。上半年我们还觉得通货膨胀的苗头比较剧烈，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等到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实行

汇率体制改革之后，整个经济过热的势头就消失了。同时，处在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中国各主要大银行，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配置自己的资产负债和风险管理，以达到香港联交所或美国市场的要求，使银行自身具有了抑止信贷冲动的内在需求和动力，因此使宏观调控变得容易起来。

　　总体而言，2005年可能是宏观经济的转折点，从原有的、不是非常健康的、不是非常市场化的形态向更加市场化、更加健康的形态转化。

　　毋庸置疑，经济增长是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内在前提，但关键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被谁分享。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以财富的分配为基础，在一个社会中，财富只有大量地流向公众，私人银行业务才具有发展的余地。我们可以来观察两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杭州和温州。杭州的经济结构以大中型企业为主，而温州是以中小型私人企业、个体经济为主。显然在这两个城市中，温州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空间就要比杭州大，因为在这两个城市中的社会财富分配，杭州偏向于机构，温州偏向于个人。

　　政策不是主要因素

　　记者：国外有分析家称，亚洲私人银行盈利水平往往较高，这是为什么？

　　陆磊：对此，我还没有作相关数据搜集，不好下判断；但是我认为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在不同市场上，针对某个地区的金融产品价格应该是一致的。基于当前的信息化和电子化，金融全球化首先体现为金融产品的跨境特征。如果某个地方的金融产品回报率更高，而市场又有充分效率，资金流动管制程度较低，理论上，在瞬间就会形成套利，抹平收益差距。譬如在纽约或法兰克福，我们也可以设计一种投资亚洲的私人银行业务产品，其回报率应该是一致的。第二，不同地区的金融产品价格必然有所差异，其中体现的是风险溢价。如果亚洲的私人银行盈利水平较高，那么其内在背景必然是该地区的风险水平同样不低。

　　记者：管制与创新永远是一对矛盾。由于中国在投资产品和外汇交易上有大量限制，开办在岸业务需要具备雄厚资金，如果开办私人银行业务，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有可能会将客户资产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境外？

　　陆磊：机构和监管当局之间的博弈，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都会存在。虽然存在机构或个人转移资产的可能，但不要忘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毕竟是全球最高的，分享这种增长的前景好过到境外做某种投资。

　　从某个角度说，这也是外资金融机构为什么愿意参股中资金融机构的一个原因：它并不是看重你这个机构有多好，而是看重你所依托的这个经济体的成长性。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形成一种权衡需求的关系———我是愿意绕过监管获得某一种更大的选择权，还是放弃另外一种选择权；既是愿意通过境外资产管理以获取世界平均回报率，并承担相对平均的风险；还是愿意承担一定风险，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收益。

　　在当前相对严格的监管体制下，投资者正尽可能通过一种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分享这个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这种回报，或在两者之间权衡。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监管从理念到某些规则、到具体的政策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不能单纯地把管制当作“既定”的前提来看，我们还应该看到它可能具有的某些突破点。

　　记者：私人财富管理必将成为未来中国银行业务中的重要方向之一，政府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有哪些相关政策出台？

　　陆磊：政策不是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的习惯思维是，什么东西好，就要用政策推动，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包括金融创新)的自发性质。当然，政策依然是一个重要变量。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现在银行还在征收利息税，再考虑到通货膨胀率，现在银行各类存款几乎无利可图，这使得大部分人选择理财而不是持有银行存款。但需要注意，银行存款毕竟是流动性最高的，人们的养老、子女教育以及看病这些意外性支出，以往都可以报销，但现在人们都需要现钱。

　　其次，政策应该更加广义地了解。很多社会性政策，包括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都会影响人们金融资产的配置，而不仅仅是银行监管政策，或者是货币政策方面一些短期的、片面的，或者说局部的政策，对私人银行的发展会产生影响。从这个背景看，我觉得随着体制从变动走向固化，私人银行将面临较大的中国式发展空间。比如在通胀时期，资本市场发展面临一些体制性问题，不少富人囤积房产，但房产的流动性相对货币资产而言较差，而随着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完善，这些富人必然需要重新组合其资产。因此如何设计以住房为背景的高流动性证券会是一大课题，这需要监管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

　　最后，政策制定的关键不在于政府怎么鼓励它，而在于能不能出台一些风险指引方面的东西。由于是第一次做，在改革的尝试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资本、保险、银行、货币市场方面，宏观利率，国债收益率变动，都会对

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发生影响，造成一定损失。产品怎么设计、怎样规避风险，我们有没有相应的指引。特别是政策层面要考虑到有没有欺诈发生，在社会群体分化的背景下，有没有对中小存款人或投资者发生不利的情况，怎样对其实行合理的保护，从体制层面上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总之，从发展和动态的角度考虑问题，是监管层面的当务之急。

　　(新闻助理沈亦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