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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鹏
胡锦涛总书记1月9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用15年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笔者以为，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战略的一次跃升，即由“增长赶超”战略到“创新赶超”战略的深刻转变。
由于人口多、资源薄、经济发展水平低，从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面临着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经济总量积累，追赶发达国家的长期任务。在经济上“超英赶美”曾经是中国人五、六十年代的梦想。从建国后到1978年底以前，由于思想认识、战争创伤、管理者经验、科技水平以及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复合作用，我们在推进增加经济总量的“赶超战略”中有成绩，有波折，也出现过失误，“文革”十年浩劫则酿成了重大失误。
1978年末开启的改革开放大业，将中国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作为一个“分水岭”，思想认识上实现了拨乱反正；管理者借助开放、促进改革，自身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逐步形成，先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民谣，后有“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形成；战争因素大为减弱；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进入新的阶段，营造了比较稳定的周边环境，营造了“建设性合作”的大国外交格局；台湾海峡局势相对和平稳定。
这些内外部因素的重大转变，为我们在“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期间，以较快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调整和完善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措施、机制、体制创造了条件，发挥了推动作用。而国民经济在长达27年的时间跨度里快速增长，也反过来促进了经济政治社会、内政外交军事、改革开放发展等治国理政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变革（参见本栏2005年9月2日《国民意识第四次“升级”》）。中央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人们的支持，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是实践对我们所选择道路正确与否的有力印证。
“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这也是人们对科技创新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表现。
改革开放之初，“科学技术现代化”与工业、农业、国防三个“现代化”一起，并称为“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在1995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逐步成熟，成为新型发展模式的统领。今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把创新型国家作为我们的目标，强调“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对科技创新国家战略的又一次“理性定格”，也是国民经济在实施27年“增长赶超”战略之后，一次必要的、可行的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飞跃。这是与坚持“五个统筹”、调整经济结构、变粗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增长、变外延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等提法一以贯之的，是与反对GDP崇拜一致的。这些转变也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竞争新形势（参见本栏2005年11月18日《从“人头外交”到“汇率外交”》）。
没有长达2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积累，没有相当规模的经济总量的支撑和一定程度的科技能量的积累，我们是不可能提出创新型国家这个目标的。
因此，“创新型国家”战略是历史的继承，也是时代的产物；既具备基础条件，又符合现实要求。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既是一个需要跨越未来3个五年规划的艰巨任务，也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标示了一个更高的历史新起点。
《国际金融报》(2006年01月13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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