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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2006新京商高峰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新京商”群体出现的条件已经成熟。
———据新华社
厉以宁是在去年6月首次提出“新京商”这一概念的，之后他又曾为“新京商”群体
特征进行过系统阐述。在他看来，“新京商”与中国旧社会的“商派”概念完全不同，“新京商”首先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依托，重视品牌，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且更有开放性，而不应以籍贯论出身。厉以宁曾表示，之所以重提“京商”概念，是为了加强北京地区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新京商”的合作互助与人脉力量。
假若“新京商”一说能够成立，其实已不止与封建时代的晋商、徽商等有所不同，即使是与现在的浙商、苏商、鲁商乃至港商、台商等，亦明显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按照厉以宁的定义———只要是在北京开展业务包括办企业、经商、推销
等，都应属于“京商”范围。换言之，凡在京或到京的商人，都是“京商”，这种定义的随意性显而易见。但不管怎样，“新京商”终究成了一个话题，所谓的“新京商”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当前，值得探究的只是，热议这一“现象”的真正价值何在？更进一步说，这一群体现象的出现，对于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商业环境的形成，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即将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就值得我们去着力思考？
在笔者看来，厉以宁所称“为了加强北京地区的竞争力，充分发挥京商的合作互助与人脉力量”的初衷，本身有欠妥当。事实上，作为首都，北京有着国内其他城市所无可比拟的优势，能为商人或企业家提供其他城市难望其项背的无限商机，而北京地区的竞争力显然也无须靠“京商”“抱团”来加强。况且，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企业家，云集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外地人”的感觉短期内根本无法
消除，身份上认同已是难题，文化上认同、融入就更是难题，“京派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了他们也就存有很大疑问，而指望“新京商”像徽商、温商那样“抱团”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像。
事实上，一个企业家、商界精英群体的出现，可能更是表明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与“地域文化”硬扯在一起原本就十分牵强。假若我们认为“京商”或“新京商”能够代表新理念新思想，那么，在中国已经步入商业化社会的大前提之下，这样一股“商业新力量”究竟能否引领新一轮的中国商业“革命”，能否成为各地学习借鉴的商业道德楷模或创富榜样，就理应是我们关注的核心或焦点。众所周知，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可谓屡见不鲜，而商业道德缺失、社会责任感匮乏等，也早已是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命题。现实是，“新京商”除了在北京具有政治地缘和人力资源等优势外，在商业头脑、商业运作、商业道德维护与遵守乃至社会责任感上，并不见得比其他地方的更强。这样想来，当“新京商”终于被认为炒作成一个“话题”或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去鼓吹某地或某派的文化，而应藉此契机探究中国商人整体的时代特性，并研讨、反思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大课题需要商人整体怎样做、做什么。
毕竟，在当前的中国，自由公平、平等竞争的商业秩序与社会伦理秩序、法制秩序还远未真正形成，而商业文明离真正的商业理性文明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也尚未真正确立，等等，这一切都足以构成我们忧虑的充分理由或依据。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倘若能将这些一并纳入我们的视线并深入思考，也许不失为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13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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