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已经召开。大会的主题是自主创新，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全数出席，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象征意味浓厚的举措，不仅反映了这些站在“中国号”巨轮舵手位置的人们对科技的重视，更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科技水平方面巨大差距的一种焦虑。
的确，形势是严峻的。实践已经证明，单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
已经难以为继。这还不单是如果掌握核心技术的西方大国翻脸，我们将很难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即便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比如，由于必须要交大笔专利费给外方，中国的VCD企业纷纷倒闭；国产M P3每台售价79美元，中国企业只能得1．5美元；汽车行业90％的钱让外方赚走，等等。这一切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遭到了跨国公司的掠夺性开发，随着人口老龄化，资源告罄，曾经繁荣的热土又将变成一片荒芜。我们这一代人将无法向历史交代，也无法面对子孙后代的眼睛。
但遗憾的是，国家的重视和焦虑、严峻的现实，似乎仍然不足以唤醒沉迷于“比较优势”的主流经济学界。总的来说，他们对自主创新的态度是冷漠的，怀疑的。不久前，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公开提出了自主创新“到底是动力还是陷阱”的质疑，颇能代表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
由此我想起了19世纪德国伟大的国家主义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当时德国的经济水平要远远落后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在德国经济学界占据主流的是来自英国的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派。这一学派认为，各国应该按照其“比较优势”发展，英国的任务是向全世界提供工业品，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的任务则是向英国供应农产品和原料。
李斯特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亚当·斯密的学说只适用于发达国家，德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即从德意志民族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去角力。德国要维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实行关税保护的政策；李斯特强调，实行保护可能会暂时牺牲些眼前利益，但却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因为这会换来更宝贵的财富生产力的成长。
李斯特系统阐述自己观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在1841年出版后，立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德国制定关税政策的理论依据，李斯特的学说还被当时经济同样落后的美国、俄国等奉为圭臬。但在今日中国，李斯特的学说却受到了信奉亚当·斯密学说的主流经济学界“刻意的忽略”，其影响远不如斯密来得大。
重提李斯特，不仅是为了重温其对斯密学说的批判，更重要的是要扭转目前在主流经济学界照搬西方经济学的风气，探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学”的道路。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西方学者比中国自
己都看得更清楚，如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就指出：“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为止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对于中国都不能适用。要不了多久，中国就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他的话非常中肯，现在是到中国经济学家通过吸收西方经济理论的正确成分，立足国情吃透国情，进而以中国经验和教训为主形成崭新的中国经济学的时候了！
近年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追根溯源，还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建议违反了中国国情。如何重建信任，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面临选择。我的建议是：不妨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乘着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东风，努力做一个中国的李斯特。（13G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