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最老的“棒棒”潘和林

　　■见习记者兰显波向美

　　2006年元旦，山城的上空偶尔飘下断了线的雨丝，天气显得有些冷。在重庆最繁华商业区解放碑，不少商场趁着年关猛打折扣，人们正盘算着买这买那。而今73岁的“棒棒”潘和林却在为这一天的生计发愁。

　　潘和林应该是山城重庆最老的“棒棒”了。

　　半辈子在一元钱旅馆度过

　　潘和林住在重庆渝中区一个叫黄家桠口的地方，这里是该市的老城区，大片低矮的砖瓦楼房零乱的交错在一起。

　　早上8：45分，记者打探到潘和林歇息的一元钱旅馆，从几步石梯下去，一扇门在砖墙上开着。一间10来个平方的木楼板屋，还被房东分成两层“楼”。潘和林住在一人高的“楼上”，每天靠五步竹梯爬上爬下。他和五个“棒棒”挤在大床上，也便暖和点。

　　听说记者来了，他从只铺着一层毯子的床上慢慢坐起，猛咳几下。他把衣服穿好，慢慢挪身子，双手用力稳着梯子，爬下来，把一层“楼”都弄得咯咯响。他在这里住了半年了，每天晚上一元钱“现过现”。他在重庆的32年，也是在这样的一元钱旅馆里度过，在每年人们欢天喜地过除夕时也不例外。

　　他的鞋是十多元钱一双的白色运动鞋，只有39码。坐在下层铺上，他点燃一支两元一包的山城牌香烟，用干帕子抹了两下脸，操起求生工具——棒棒——叫一声“走”，便出发了。

　　每天喝一碗一元钱的茶

　　潘和林戴个黑色老花镜，由于他脑袋太小，他把眼镜架后端缠上不少胶布，增大摩擦力，以防止眼镜往下滑。他拄着棒棒，佝偻着背向七星岗走去，由于稳劲不足，身体时不时“颠簸”一下。

　　十多分钟的路上，潘和林一直向记者摆谈他看过的戏，还总结戏中所说的道理。“抬得越高，必遭失败。”他说，“你不信看嘛，好多大官不就是被老百姓抬得很高，最后还是没落得好下场？”

　　他告诉记者，他喜欢去茶馆，几乎每天都去，茶馆里能听到很多江湖故事，“同君一夜语，胜读十年书。”但他很少吃早饭，“吃得多易得病，没听说吃得少还得大病的。”

　　穿过一段“水泥森林”掩隐的公路，潘和林来到七星岗若瑟堂隔壁的茶馆，花一元钱要了一杯沱茶，坐在断了几根“骨头”的大椅子上，听茶客摆“龙门阵”。

　　“做人莫讨闲，一般我看到小偷都不管，装着没看到。”潘老头边喝茶边说。记者对他这一做法表示不认同，他连忙称：“你说嘛，别人把你捅了几刀怎么办？”

　　旁边一60多岁的老头认为他的说法有道理，“他的生存方式不一样，行走在江湖上，有朝一日万一别人认出了他，肯定要着整。他不同于城市人，一个地方可能要呆很久。”

　　10：30后正式“上班”

　　潘老头喝茶厉害，不一会，便掺了四次水。上午10：00，记者连催他时间不早了，怕他这一天没得收入，他却一点不忙，“去早了别人还没开门。”

　　连催三次，潘老头才老大不愿地起身前往解放碑。他佝偻着背提起棒棒，穿行在人来人往的解放碑，过路的人偶尔回头看他几眼，他并不察觉。

　　沿着几大商场慢步行走，没有碰到一笔业务。大约转了半个小时，他索性靠在一超市门前的花台旁，抽起香烟来。

　　烟抽完，他悠闲地站在那里，一点也不着急。他说：“找得多吃干点，找得少吃稀点，我母亲从小这样教我。”

　　12：00时，业务终于来了，一中年男子叫上他，到超市里帮他挑东西。男子进超市买东西，他便站在服务台前等。

　　不一会，保安走过来要他出去。潘老头一点不让，“别人叫我在这里等，你凭啥子叫我出去，你点都不要碰我，不然我棒棒要打人，你算老几，市中区（渝中区）审判长都是我老朋友。你不懂善人莫欺，恶人不怕这个道理。”

　　他站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才给中年男子挑着几包日常用品出来。他年纪虽大，不过，挑着东西走路还很快，记者拍照连拍几次都未成功，只得叫他走慢点。

　　100多米的路程，中年男子给了他五元钱。记者逗他：“这笔生意做得，不累人钱又多。”潘老头一脸严肃，“你不能和人家说死了，三块还是五块，要有走展的余地，你大方嘛别人才大方噻。”

　　然后，他又在超市门口花台边等着。下午1：00，他还没等到新的业务。记者请他吃饭，他称还不饿，“我一般不想吃的时候就一点不吃，不然要出问题。你看我70多岁，不喘不咳，就是不乱吃。吃饭只能吃八分饱，挑抬都行，很自在。我妈从小就这样教我，吃多了还要把我的碗硬抢了。”

　　他等了一会，一个卖气球的妇女走过来，潘老头被气球完全挡住，他只得慢慢拨开气球，换个地方继续等。

　　过了十多分钟，记者看不见他踪影了。到几个大商场外都未找着，正当记者一筹莫展之时，潘老头却提着一个大黑袋子出现在记者面前。袋子里装的是饮料瓶子，“重百的领导和服务员对我都很好，他们收集好了就叫我拿来卖。”

　　在402车站旁边，潘老头将袋子拿到收废品的男子面前，“数一下，有多少？”

　　“共有82个瓶子，老人家，一共是11块5角钱。”

　　下午2：30，潘老头的收入是16．5元。他说：“有时一天仅能收入七八元钱，晚上就到七星岗吃一元钱一碗的饭，但吃得饱。”

　　当棒棒已有54年

　　潘老头身世曲折。他是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人，但实际上他没有家，一间老屋早已垮掉了。他也从未结过婚，字也认不到几个，他称自己只上过几天旧学（私塾），学了点增广（贤文）。

　　潘老头应该是重庆最老的“棒棒”了。从1952年哥哥当兵外出起，他就给静观镇上的餐馆挑煤，以便养活家中老母亲，直到1960年代母亲去世。1972年来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当“扁担”，他不间断地做了54年“棒棒”。

　　潘和林走上“棒棒”这条路，纯粹是生活所迫。他还在母亲腹中时，父亲便扔下一家三口撒手人寰，哥哥端灵牌还要人抱着。1956年，当兵回来的哥哥在长寿区狮子滩电厂得脑膜炎走了。

　　母亲去世后，就留下了他孤单单一个人。生存的本能让潘和林不得不走出家门靠扁担谋生。1952年，他挑着140多斤的煤担子翻过3座山，跋涉30里，才收入7毛钱。7毛钱可以买1斤米。

　　那时候，乡里的武装部长、乡长都要请我吃饭，“我们手脚干净，别人看得起人品。”

　　1957年公私合营，乡上成立供销社，他又找到一个饭碗：挑百货。60里山路，挑着货物一个来回收入1．2元，可以买60个鸡蛋。当时，“棒棒”的称呼还未形成，人们管他叫“背老二”。

　　当搬运5次被收容

　　后来赶上村里大炼钢铁，绿荫荫的山被砍得光秃秃，炼出来的却是一堆一打即碎的铁锅巴。大集体时，潘和林从供销社失了业，饥荒又一次来到他面前。

　　1972年，他在镇上听说到重庆菜园坝担一担货，少说也可以换半斤米，他就只身来到重庆。“当时还没开放，农村人一般不敢进城，我一个人，不偷不抢，怕什么嘛。”据他回忆，那时重庆的搬运工还是城里的居民多，且都是些50来岁的老头，“直到邓小平上台开放了，可以做生意了，才有大量的农村人进城。”

　　当时，菜园坝还不容许搬运，管理人员经常抓他们——“莫出来下力了，出来下力脏新社会的班子”。他和另外两个人只得避开火车站的管理人员，偷偷摸摸给旅客搬运东西。为此，他曾经5次被送到哥乐山走马平收容所。在菜园坝这个阶段，人们喊他“扁担”，挑的东西最多是尼龙口袋，偶尔有一台缝纫机。

　　他说，挑得最远的是一回是给一个北京回来的人挑吃食，从菜园坝出发，挑到长江那边的巴县（现为巴南区）二圣镇，“100多里路，从第一天上午10：00出发，回来的路上在玉米杆里睡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到菜园坝。”而他这趟活的收入是一块钱，另加5斤粮票。

　　朝天门的第一根棒棒

　　1980年，潘和林从菜园坝转战朝天门。他说，自己这一改变是因为“改革开放”了，朝天门停靠了很多轮船。那一年，开始允许旅客在轮船上过夜，他帮那些过夜的人将东西搬上搬下。

　　印象最深的事是1980年的一个月，天天都有三五成群的退伍和转业军人，肩挑背扛着东西上下船。他称呼这些转业军人为“转哥”。那些转哥带的东西实在太沉，扁担又软又短，“转哥”的东西一个人挑不动，潘和林随便找来一根木棒，与同行一起将“转哥”的东西抬上船。

　　朝天门的人流越来越多，像潘和林那样扛着一根棒棒求生的同行也越来越多。潘和林已经记不起，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人们喊他“棒棒”了。有人说“棒棒”是个带着歧视性的称呼，潘和林却不这样看。他喜欢别人突然在背后高喊一声：“棒棒！”然后飞奔过去。他说，这个喊声给他带来收入，而不是侮辱。

　　解放碑发放的褂子

　　潘和林1987年开始到解放碑，至今没有离开过。曾经在老家供销社担百货的经历，使他有意识迅速抢占重百大楼“主战场”。潘和林在重百一晃就是13年，从最初物价放开，人们排队买缝纫机、电视机，到后来

冰箱、甚至吃的白糖、大米都一股脑儿抢购，潘和林一天到晚搬得不亦乐乎。

　　2000年前后，重百大楼要给场内的搬运工发放专门的褂子。对于“棒棒”而言，那是进出重百的一道通行证。潘和林没有领到那件褂子，原因是他太老了。那一年，他69岁。

　　失去重百大楼这块“风水宝地”后，潘和林只能成为打街的“棒棒”。去年，记者采访他时，他的背还没驼得如今这样厉害，但却有人开始叫他“潘驼背”了。他头发也白完了，尽管剃了个大平头，头上依然泛起白霜。而一天到黑，难以揽到一桩业务。生意的不景气，使得潘老头萌生退出江湖之意。

　　去年年底，潘老头回了一趟静观老家。他的出现让村里人意外不已，因为村里年老的以为他死了，而年轻的根本就不清楚村里有潘和林这个人。村干部到镇上帮他申请“五保户”的手续，按照规定，他可以每个月领到70元钱。

　　办完手续当天潘和林就回到重庆，一边继续做“棒棒”，一边等待北碚区民政局的审批。他说，今年还没回去过问这事，等实在做不下去了再回去进“幸福院”，然后遵循自然存亡的规律——“人活百岁都要归那条路”。

　　潘老头的处世哲学

　　潘老头虽然只上过几天学，但他明白很多道理，说起理来套路清晰。他说自己的这些经验得益于看戏看得多，加上经常到茶馆听人摆龙门阵，便“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

　　他回忆，小时候，村里经常抬戏台子唱戏，不要钱，看的人多。记者在一起的一个上午，他都在讲戏。

　　他讲包青天斩侄子的故事，得出一个道理：娃儿小时候不压倒起，长起了要惹祸，就是说，小孩如果小时候没被管住手脚，任凭撒野，长大了便要偷抢扒盗，惹是生非。

　　他说：“街上过路的狗，没咬你就不要打它，你把它逼急了，反跳起来咬你一口，你只有自认倒霉。人也是一样的，别人告饶了，就不要得寸进尺了。所以，我一辈子都不乱说人家。”

　　他看戏还得出一个道理，“做人不要太恶了，越恶越有人医你，狗不咬人，没看见哪个拿棒子打它，而越恶的狗过路，打它的人越多。”

　　记者问他平时过节怎样过，他说：“有钱的人天天都过节，一天都想着去吃好的，没钱的人只要一天把饭吃饱了就行。”

　　对那些比他年纪小得多的要钱的人，潘老头说那是因为他们养成了那个习惯，“你不能去说他，管都不管他。”

　　潘老头虽然梦想进“幸福院”，但他从小对生活就没有过多的要求：多了不开腔，少了也不开腔，淡了加点盐，咸了冲点水，桌子上掉了一颗饭，捡起来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