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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明白我说的“三高”不是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等世界著名男高音，也不是商家紧盯的高收入、高学历和高地位的中产阶级，更不是大家闻风而逃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而是我这种高流动、高花费和高压力的夹心阶层。
我大学毕业后为了求学和就业而转战海内外和神州大地南北，平均每两年换个城市，是典型的现代游牧民族，经常夜里不知身是客，明朝闹钟准时叫醒仍衣冠楚楚拎个电脑出
门继续专业人士生涯。前几年才好不容易下决心在北京安营扎寨，也凑热闹在城里买了房子让一家三代人总算有了点踏实感，从更高层次讲是为拉动当地GDP高增长而贡献一份卑微之力。
所谓树欲静而风又起。去年年底大老板召见，在温言勉励一番后，才透露为了加强对海外分公司管理，决定将我调任新加坡。这个郁闷啊，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何况，海外津贴比较高，钱的声音最大，我在严冬中一身夏装往365天气温都在30度以上的狮城就任，迎来了我的2005年。
最怕坐飞机的我成了国航红眼航班的常客，经常是乘坐周五子夜的飞机回京，周六一早六时抵京。然后周日再从北京赶子夜航班回去，周一九时举着一杯浓浓的当地咖啡出现在办公室。
当我用薪水和时间换来了国航知音卡的银卡时（4万公里航程）时，老天终于被感动了，老板指示我调任香港。我二话不说，拎了皮箱便北上香江。因为，香港飞北京距离为1400公里，只有新加坡航程的一半，至少我可以省点钱了。
从春季到冬季，我在香港的几个月真没闲着：经历了人民币升值的失落。我们这些国内同胞拿的薪酬是港币，而主要开支是人民币，因此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一发薪水便忙着资产保值，上银行将港币换成人民币。
在2005年的圣诞钟声敲响时，我终于回到了北京。虽然我回来那天北京一如既往地冷，但五级的北风也丝毫影响不了我的心情。三城故事的快乐结局是我们终于下决心在北京买了栋小别墅。因为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香港，天价的别墅对我们这种“三高”人士只是个梦想，只有在北京，我们才能实现这个理想。
(Raul/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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