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1300万人“统计奇迹”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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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根本上说，这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统计信息通过普查得到了改善，而不是经济社会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抛却令人“震惊”的发现，这次普查可以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统计奇迹”。不仅仅因为它动用了1300多万人，历时两年多，发现了“新大陆”，而且因为这次“普查”继往开来，对于中国统计改革的去路提供了很大启发，也对日后常规普查的一致性提出了重大挑战。

　　与“普查”一同上路的还有目前如火如荼的调查队体制改革，这直接决定着未来统计系统的构建。

　　1300万人的统计奇迹

　　“气温白天都降到了零下30多度，千里冰封，大家都顶着风雪。” 哈尔滨铁路局计划统计处副处长徐金华对本刊回忆起普查的那段日子不胜感慨。正是在2005年年初前后，他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普查经历。

　　当时他和同事们负责的1756个普查单位分布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6500多公里长的铁路线上。其中既包括相对集中的第二产业企业，也包括大量分散而隐蔽的第三产业企业。事实上，就在徐的身影奔波在北域茫茫大雪之中时，全国大约有1300万人在各个城市同样进行着这项庞大而系统的“摸底”工程。

　　为了摸清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家底”，中国动员了世界统计史上普查员最多的一次“普查”。“经济普查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组建队伍。”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经济普查办公室的刘素玲对本刊回忆说。海淀街道地处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地带，辖区面积4.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万，全街道就有普查对象10187个。

　　如此之大的工作量，统计人员从何而来？这是绝大部分地区在统计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这仰赖了各级政府的行政动员能力。”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事后评论说。

　　海淀街道的做法是:先从街道机关抽调业务骨干12人，从居委会抽调87人，从辖区内大单位商调151人;其次是从社会招聘有财务统计和计算机专业技能的21人，待业青年13人;另外，还招募了大量大学生志愿者。这样，就组成了一支规模可观的普查“小分队”。

　　全国各地都组建了类似这样的相当庞大的统计队伍。在上海，有1.8万余名普查人员作为主力投入普查，另外，还培训了十余万人加入。而在山西，28万普查员经历了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挖”出了529亿元GDP。

福建全省选调、招聘了近8万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动员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统计或财会人员约25万人……

　　经济普查期间，全国共组织培训了300多万名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和1000多万名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统计、财务人员参加普查活动，“他们对普查小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清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如此形容这次普查。

　　“非典”的契机

　　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它的产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契机”。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对本刊介绍说，在此次经济普查之前，中国先后完成了12次全国性的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其中:人口普查5次、农业普查1次、工业普查3次、第三产业普查1次、基本单位普查2次。

　　1994年后，正式确立国家实行周期性的普查制度，即人口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工业普查和农业普查每10年各进行1次，基本单位普查每10年进行2次，分别在不同的年份实施。到2003年正好完成了第一个周期的普查工作。

　　按照原定制度的安排，在2003年要开展第二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但是在当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非典”疫情，且服务业首当其冲。“这样，若要如期进行第三产业普查，那查出来的数据就不可能全面反映我国第三产业的真实水平，耗费巨大力气取得的资料却派不上多大用处。这就为改革普查制度提供了一个契机。”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说。

　　事实上，“非典”只是巧合地提供了一个契机。真正的原因是此次经济普查之前的普查制度安排暴露出了相当多的弊病:首先是10年内要进行6次普查，任务较为繁重;其次，时间安排过于分散，无法提供同一时期、具有内在联系的可比性数据，且与国家编制五年规划的时间不衔接;另外，普查项目的涵盖面不全，没有将属于重要支柱产业的建筑业包括进来，难以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最后就是普查立法滞后，调查对象的配合与支持程度下降，组织实施难度越来越大。

　　针对这些问题，2003年7月，经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共同研究，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决定对国家普查项目的设置和周期安排作重大调整。将第三产业普查、工业普查和基本单位普查合并，并把建筑业纳入普查范围，在2004年进行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全国经济普查以后每10年进行两次，分别在逢3、逢8的年份实施。

　　调整结果就诞生了今天的经济普查。

　　从掺假的东西中提炼

　　“普查组织成本要比小样本的抽样调查大得多。除了组织成本之外，实施普查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如何保障在这么大的规模上每一个被要求填报信息的个人和单位都能做到披露真实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付出了更大的成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军教授评价说。

　　对此，第一线的普查员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刘玉春(化名)，一位已经退休多年的会计，在普查期间，她一直在北京石景山区某社区同摆摊的、开店的、手艺人打着交道。“开始都不配合，知道是政府行为后，又都说自己只赔不赚，赚的都是糊口钱。”刘对本刊说。

　　刘所做的是第三产业统计，也就是以私营业者居多的服务业的调查统计。这部分统计面临的问题相当复杂，业者数量多，经营分散，营收相当隐蔽，只要自己不说，很难有外人知晓。再加上担心被统计过程中“露财”会引来税收等部门“秋后算账”，因此相当多都采取瞒报。

　　实际上，不只是个体户，包括一些大型企业，也都采取了“回避”“作假”等手法。在福州市台江区一条街道，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月英回忆，当她上门到一家市级国有企业摸底时，该企业先说老总不在，后经劝说，得以面见老总，该老总出口便说:“你们居委会管这事干吗？我们是市级单位。”经耐心说服，老总已有合作之意，但公司财务一句“又不是税务工商，不用管。”又让局面急转直下。好不容易半个月后，好话说尽的陈月英才得到了填好的表格。

　　为了让披露的信息尽量接近真实，政府做出颇具诚意的承诺，不允许工商税务部门事后追究那些在普查中披露出来的不合法和不合规的活动，反而那些去追究在普查中“露馅”的个人和单位的部门要受到追究。

　　即便如此，据国家统计局对本刊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家和各地区在这次经济普查工作过程中，共依法查处虚报、瞒报、拒报等案件5377起。仅在北京经济普查中，就有1000多家企业造假。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对情节比较严重的15家单位予以曝光。其中，包括清华紫光、富力城房地产、索尼(中国)和北京邮电大学等单位。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全国经济普查办公室副主任李强谈及普查数据的准确性问题时说:“统计数据是社会的温度计，比较敏感。统计局的任务就是通过科学的统计方法，从掺假的东西中间提炼出逼近事实的一部分。”

　　事实也证明，此次普查在个体、私营经济成分占较大比重的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三个行业中，普查后的增加值比常规统计多出近1.5万亿元，占第三产业新增部分的70%。

　　由此也不难看出，此次经济普查对服务产业尤其是民营服务产业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盘点，从统计上挖出了一个潜在的“新大陆”。对于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