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人士吴天玉：为保护动物倾家荡产

　　■本报记者陈宏伟

　　2001年，吴天玉个人还有80多万块钱；2005年，这些钱全花光了，还背了些债。

　　吴天玉的钱全部花在动物保护上了。她做这件事已经有18年，据她自己说，前后加起来，她个人总共投入了200多万块钱。

　　吴天玉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市海淀林业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动物救助分会会长。这个机构名头显得很不起眼，也不容易记忆。但是听了吴天玉介绍后记者才知道，这是目前全国屈指可数的几家动物保护组织之一。

　　这个机构是1999年初正式成立的。在这以前，吴天玉已经为动物福利做了12年工作。1987年，吴天玉是当时国家计委

能源所的一名机关工作人员，当她看到部分北京市民捕鸟食用，禁养狗执法队在大街小巷捕杀家犬，野生珍稀动物及皮毛被拿来交易，野生动物和珍稀动物被食用，伴侣动物主人随便遗弃伴侣动物等等现象时，她决定放弃机关生活，转而从事动物福利工作。

　　1988年，吴天玉集聚起一批有志于动物保护的各界人士，成立动物救助筹备委员会，确立了组织目标和理念。

　　从那以后，吴天玉依托自己的机构，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动物福利的相关事情中：提出各种相关立法建议，游说政府官员及人大代表，以多种方式进行关爱动物、尊重生命的宣传，建立动物庇护所、诊所……

　　到现在为止，吴天玉已经说不清自己究竟救助了多少动物，打了多少电话，印了多少宣传品，磨了多少嘴皮子。记者见到吴天玉2002年的工作总结中有一段话说，“呼吁爱护动物的人们给政府投信、打电话1万多人次，保护了北京20万只狗的生命；救助野生鸟215只……”；2003年工作总结中说，“……每年医治3000多只猫狗，为2165只猫做了绝育，为1328只狗、488只猫安置了幸福的家……”

　　与此同时，吴天玉个人的物质生活却过得非常普通，甚至是寒碜：现在她惟一的财产就是国家计委分给她的一小套旧房子。而且，这套房子事实上已经成了协会的仓库。如果不到里边亲自看看，谁也想象不出来那房子及里面的陈设是怎样的破旧、简陋、拥挤和零乱。最近，房子里刚来了新主人——两条被吴天玉收容的流浪狗。在堆积如山的资料、杂物里，随处可见狗的大小便。

　　除了极少的应酬，吴天玉平时在家最通常吃的饭是：将乱七八糟的菜放进水里煮一下，然后放点面条，再搁点香油、盐和酱油就得了。“这些年，我个人什么也没添置过。我有过不少钱，可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给自己花钱。”吴天玉说。

　　2005年

　　让吴天玉最难过的一件事

　　2005年6月2日，第二届中国跨越式发展国际环境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

　　大会邀请北京奥组委有关官员，作了题为“绿色北京，绿色奥运”的演讲。演讲也涉及到了“人文奥运”的内容。

　　接下来的一小段自由问答和讨论时间，63岁、瘦瘦小小的吴天玉第一个站起来提问：“在‘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概念中，包不包括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内容？政府部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存在的动物福利方面的问题？”

　　在场的人听得出来，吴天玉提问时比较激动，语速很快。另一方面，奥组委官员大概也没想到会有人提这个问题，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为此，吴天玉不得不将她的问题重复了两遍。

　　结果，吴天玉和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现场听众没有得到令他们满意的答案。奥组委官员说，“实在抱歉，这个话题我不太熟悉，而且，与今天会议讨论的主题关系不大！”

　　吴天玉孤独地坐下了。在会议休息期间，有很多人主动跑过去和她交换了名片。这种显而易见的对她表达敬意的方式，让吴天玉感到安慰。

　　就在这件事发生20天前的5月12日，吴天玉针对动物福利问题，写了一篇题为《给动物“福利”立法是“太超前了”还是“太落后”了？》的文章。

　　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之前一场有关《北京市动物卫生条例（征求意见稿）》的讨论。这个条例是在中国的法律条文里第一次对动物福利做出专门规定，并对动物的生活、运输、医疗、屠宰四方面福利做出详细规定，比如不得虐待、伤害或遗弃动物；运输动物时要避免动物遭受惊吓、痛苦或伤害；动物被宰杀时要用人道方式进行，且不得让其他动物看到；等等。

　　《条例》还禁止以赌博、娱乐为目的的动物搏斗。对动物注水和泔水饲喂、高中以下学校进行使动物受伤或死亡的教学实验等，也作了具体规定。

　　看到《条例》在北京法制办网站上挂出并征求意见时，吴天玉感到“欢欣鼓舞”，她立即和一些环保人士互相传递信息，准备积极参与《条例》讨论。

　　吴天玉高兴得有点早了：几天后，《条例》被悄然从网上撤了下来。吴天玉后来知道，这一法规在提交给立法专家、人大代表征求意见时，被否决了。

　　否决者提出的理由是：给动物福利立法的想法虽然很好，但就中国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现状来说，这项立法显得太超前了，“很容易出现违法现象”。根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至少接下来的5年内不会为动物福利立法。

　　《条例》被否，令吴天玉感到非常难过。她根本不同意所谓立法“为时过早”的说法。

　　记者看到的一份资料中说，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动物福利的立法，是1822年英国颁布的《反对虐待以及不恰当对待牛的行为法案》。到现在为止，动物福利制度已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和普及。英国现行的动物保护法是1911年通过的；1980年代以来，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先后进行了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则中也写入了动物福利条款。

　　“即使现在我们通过这项法规，比起英国也已经落后了182年。怎么能说‘为时尚早’呢？”吴天玉说，“在中国，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动物、尊重生命的意识已经广泛深入人心。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北京理应全面与国际接轨，顺应时代潮流，尊重民意。更何况，北京要举办奥运会，提出‘绿色奥运’和‘人文奥运’精神。如果动物福利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还谈什么人文精神？”

　　

禽流感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不久前，禽流感疫情引起人们强烈关注和普遍不安。就禽流感和动物福利关系问题，记者曾经和吴天玉聊过一次。

　　那天，吴天玉对记者说，中国养殖业的经济效益远远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出台动物福利法。吴天玉把中国的动物面临的饲养待遇概括为：肮脏的生存环境、恶劣的卫生条件、不人道的喂养方式、疾病得不到正确和及时医治等。

　　“因此每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00亿元以上，加上间接经济损失，总共超过1000亿元。真要是禽流感大面积在人群中爆发流行，那么，损失就难以估算了。”吴天玉说。

　　据吴天玉给记者提供的数字，中国是世界养殖大国，猪、禽、野生动物的饲养量都居世界首位。2004年统计，中国猪肉产量占全球的48．7％；貂皮年产量600万张，占全球12％；狐狸皮年产量200万张，占全球35％。野生动物养殖已经成为年产值达2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3％。

　　吴天玉肯定，动物疫情爆发流行、人畜及人禽共患病，都与动物饲养环境恶劣有密切关系。“目前动物享受到的免疫和医疗条件太差，比如对同一疫病同时使用多种疫苗，致使病原在免疫压力下发生遗传、变异和进化，疫苗预防效果差，造成重大传染病，甚至人畜共患病，难以控制。”

　　“疫情真的来了，人们想到的首先是扑杀禽畜。作为一种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的手段，这个措施可以理解。但更多工作应当做在前面，被扑杀的动物也是无辜的生命。”基于更深层次的人文精神，吴天玉说，“动物和人一样都是由自然创造的，因此也应该同样享有自然所赋予的基本权利。事实上，动物远比人类先在地球上存在，相对动物而言，人类是入侵者，仗着自己进化稍快的幸运，而霸占了动物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