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王忠：如今的二分之一市民

　　■本报记者 庞皎明

　　老王单名一个忠字，人们都习惯叫他老王。老王以前是海南国营红华农场的群众职工，属于红华农场透滩队，家住临高县博厚镇透滩村。现在老王则是“三轮车夫”，住在县城。

　　对于从2001年到2005年这5年来老王生活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二分之一”的市民。

　　以土地营生的农民老王

　　老王今年43岁，与妻子共生育了4个小孩，两男两女；由于风俗等原因，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很严格的执行。

　　老王以前的人生并没有太多的波澜。高中毕业以后就回了家，成为了农场里边的一名职工——一位名副其实的农民。农场里的农民比其他农民有许多好处，比如他们是属于国营农场的职工，有养老费。

　　除了落实农场里的任务（比如早上起来割橡胶），老王的营生就是与土地打交道，除了他自己的几亩旱地、耕地外，老王父亲的土地也由他来经营。如此一来，有10多亩的土地供老王夫妇“调遣”。“我们这边人多地少，我能使用这么多农用地非常不错。”老王笑了笑。

　　农民的最大资源就是土地，土地除了能让他们养家糊口，经营好了也能“发点小财”。老王就是那种比较会经营土地的农民。他向记者描述了他“经营土地”的情况。

　　用3到4亩的农田来种水稻。由于这几年的稻谷价格不好，老王并不希望通过多种水稻来赚钱。“收获的稻谷除了能确保全家人的温饱外，还基本可以解决牲畜的需求。”老王说。在2001至2002年间，老王家里有一头水牛，一头黄牛，通常还养有三头猪——其中一头是母猪。稻谷收割以后，米不但供人食用，一部分也用来喂猪，而晒干了的稻秆是牛的好饲料。

　　大概有2亩地来做菜园。在当地，许多农民都有“自留地”，或者是“开荒”得来的“私家地”。老王的菜园就是在“自留地”的基础上“开荒”出来的。除了一个小池塘养有胡子鲶外，还种了好几分的菜，旱地种的是

芒果。如此一来，老王家的“菜篮子问题”基本能够自给自足，除了过年过节上镇里买些酒肉之外，餐桌上的东西基本上不需要花太多的钱。“我们家还养了一群鸡呢。”老王说。

　　余下的土地，老王家种的是甘蔗（糖蔗）。老王向记者介绍，前几年，每年种的甘蔗可以给他带来不少的收入，这是他一年中“最大头”的经济收入。“农民本来开销就不多，每年要是能赚个几千上万，那是不错的。”老王家每到砍甘蔗的时候，都会请很多乡邻和亲朋好友来帮忙。“这是最忙也是最开心的日子，收获完甘蔗以后，也快要过春节了。”

　　老王说，这种“小桥流水”般的生活，他并没有刻意去改变。在村里，他有两个房子，一个是父亲在他结婚是给盖的，一个是后来自己盖的——三间大瓦房，有雨棚，贴马赛克。

　　在农村近20余年的日子里，老王过得很塌实，生儿育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不富裕，但却知足，平淡而朴素。

　　失去土地被迫进城

　　在2002年的秋季，老王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那年，农场里实行了一次土地征用。

　　“我很奇怪，农场一下子把我的土地给拿回去了。”老王很愕然，每亩土地也就给了他百来块钱。

　　老王不服。土地被征收回去，那是断了他的生计，虽然还有三四亩水田可以种水稻，但要想再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就难了。老王找了几个懂法律的朋友咨询。“朋友们告诉我说，农场的领导这样做是不对的。”老王说，“退一步说，他们征收土地的行为合法，但补偿金肯定没有这么少。”然而，老王还是决定放弃将此事诉诸法律，原因是一个朋友告诉他，这个官司肯定能打赢，但老王可能会“得不偿失”——比如，老王可能会得到10万元的补偿，但上诉的过程他恐怕得花上更多的钱。

　　“他们开来推土机平整土地那天，我去看了。”老王回忆，他对着主持现场的领导大喊“这样做不合理！违法！”，但领导没有认真搭理他，倒是领导的秘书对老王说了一句，“你个农民还讲法律，我自己学了那么多年法律到现在还都搞不清楚，你凭什么说这就违法了？”

　　老王是个老实人，虽然心里憋气，但想起朋友那句“得不偿失”的忠告，他只好向农场低头。

　　失去土地以后，老王没有了其他更好的营生工具。“农田没有被征收，种水稻吃饱饭没问题，但孩子还要上学呢，万一家里有谁生病又怎么办？”老王向记者讲述这段经历时，声音放得很低。

　　老王把这些遭遇和困惑向一个挚友倾诉，看他能否出个好主意。这个朋友给老王指出了一条老王从来想都没想过的路：搬家，到县城来讨生活——这样不但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也对孩子的发展有好处。“我当时太震惊了！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老王说。

　　经过一个多月的谋划、论证，老王真的被这个朋友说服了。“搬到县城看来未必是件坏事。”老王说。

　　“二分之一”市民

　　老王与朋友的计划是这样：先到城郊买块地皮盖个房子，然后再买辆三轮

摩托车拉客营生，孩子顺便转学到城里读书。

　　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老王实施了他的搬家计划。老王在县城的南郊买了块地皮，盖了一个砖瓦房，有三间；而后，买了一辆两轮的摩托车，在侧边焊接上一个能坐人的车架，这就成了载客的三轮车。“那时候，我们这里拉客的三轮车都是这么做的。”老王解释说。

　　包括买地皮、盖房子、买车，老王一共花了四五万块钱。这钱哪里来？老王对记者毫不掩饰地做出了解答：把家里那个有雨棚、贴马赛克的房子卖掉了，共卖了1万多元；其次，还卖掉了2头猪；剩下的，就是老王夫妻几年来种甘蔗的所得。老王说，其实他的房子卖二三万完全没有问题——“那可是包括地皮啊！但人家看我急需要钱，没办法。”

　　就这样，老王一家告别了故乡，来到了县城。开始，老王一人开三轮车拉客赚钱养家，老婆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后来，随着生活压力的加大，老王的老婆也开起了三轮车——一辆车，老王的老婆白天开，晚上再让老王“加班”。一家6口，就靠一辆三轮车的运转来维持生活。老王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就不再念书，到酒店当服务员去了，其他3个小孩都在上学。

　　老王知道北京有个“骆驼祥子”，那是他看电视了解的。“我们的境况，比他好不到那里去。”老王说。

　　他向记者介绍，一个只有几万常住人口的小县城，包括拉客的二轮摩托车、三轮摩托车在内，估计都有五六千辆。今年，县城开始“现代化”起来，开了几路公交车。拉客的收入可想而知。

　　三轮车的起步价是2元，一天除去油费能挣20块或者更多，那就是老王的“大收获”了。然而，有的时候一天也挣不了几块钱，如果车子出了故障，还要花费更多的钱。

　　开三轮车的人地位很低，而且还有风险。老王说，白天，有时候会受到交通警察的“骚扰”——一个小县城，可交警到处都是，“文明执法在我们这里几乎是一句口号”，交警如果想罚你的款，随时都有理由——要么你驾驶超速了，要么证件不齐全，要么就是不服从指挥。“我们就是块唐僧肉。”老王说，由于经常在夜里开车，被人抢劫、勒索也时有发生。

　　进城三年，可老王也只是个农民，用他自己的话说，“充其量也就是一个1／2市民”——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老王家吃的米是回老家种的，菜则是在城里买的。老王主要的工作是在县城里开车拉客，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户口本上的“农业人口”身份。

　　拉客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老王家的日常生活，由于还要供3个孩子上学，老王平时会做点木工活，尤其是临近年关的时候，老王依靠卖家具也能挣个三四千块钱。他做的“八仙桌”得到很多人的称赞。

　　老王总结了自己这5年的生活，就八个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王说，如果要他选择，他未必远离农村背井离乡来到县城，但他没有办法选择。老王说，农村里有不少人羡慕他的生活，这是一方面；但县城里有的人看他时眼神不对，目光充满了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