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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鹏
作为习俗，每逢岁末年初，亲朋好友之间都要相互走访。2006年元旦前夕，在位于北京朝阳门南大街2号外交部大厦内外，也涌动着中外友人互访的暖流
2005年12月21日下午4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刚刚与巴基斯坦大使叙谈，随后
将于18时出席韩国大使的晚宴。在两项外事活动的2个小时间隙里，崔天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地区热点问题、中国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等发表了看法。专访在外交部橄榄型会见大厅里进行
如果周边地区不稳定，中国经济是不可能“一枝独秀”很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是中国和本地区的共同需要。面对海啸、地震和禽流感灾害，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邻国
《国际金融报》：纵观2005年，针对亚洲地区的新形势、新特点，中国外交有哪些突破？特别是在区域合作方面，您认为是否满意？
崔：总的来说，去年亚洲地区基本稳定，经济保持了增长的势头，但是不确定因素（有些还是重大因素）也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得到凸显。中国在本地区的需求很清楚：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有些国外媒体报道总是讲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我觉得这只是一种表象。如果我们周边地区都很不稳定，或者经济碰到很大的问题，中国经济是不可能一枝独秀很长时间的。我们倡导“睦邻、富邻、安邻”政策，既是表达中国的善意，更是由中国和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决定的。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周边环境，自身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为此，我们做了不少工作：面对东南亚海啸，我们最早作出反应。无论从派出救援队伍的人次、捐赠物资资金的数量，还是从我们承担的重建项目的规模，都是中国有史以来参与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救灾行动。
中国参与巴基斯坦地震救灾，中国救援队是第一支到达灾区的，也是第一支到达重灾区的救援队伍。中国老百姓自发的捐助价值达几百万美元。
禽流感爆发后，由中国主持，在昆明召开了亚洲地区的部长级会议。2006年1月，我们还要与世界银行和欧盟一起，在北京召开国际筹资大会。温家宝总理在首届东亚领导人峰会上，也就防治禽流感合作提出了相关倡议。所以，在应对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合作进展很大。
在应对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等问题上，中国也做了很多努力。自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对相关国家提供金融支援，和大家一起渡过难关。去年，中国和印尼签署了新的协议。这表明在邻国有困难的时候，中国是以实际行动来帮助对方的。
本地区各国合作一直开展得不错，应对新的挑战，2005年各国合作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为探讨未来合作的方向，召开了第一届东亚峰会。
东盟最满意中国政策的舒适度
崔：在与区域合作方面，中国支持东盟国家继续发挥他们的主导作用，按照他们的需求、他们所期望的方向、他们希望的速度来进行。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这一主张是十分赞赏的。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东亚峰会期间，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国际金融报》：就是说，东盟认为中国支持其发展进程的态度是真诚的，而不是做样子的？
崔：东盟国家的反映是，中国的政策是最适合他们的“舒适度”（comfortlevel）的，中国的合作是最真诚的，从来不斤斤计较一些小的事情。
东盟国家认为合作重点是什么，往哪个方向走，要走多快等等，我们只要觉得双方能找到共同利益，一般都支持，不会提过多的要求。
南海局势如果不稳定，谁也别想开发什么。有关各方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政治意愿，就是虽然一时解决不了南海争议，但可以尽量把争议控制起来
《国际金融报》：与地区合作密切相关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南海问题。有些国家在开采南海石油，南海石油开采甚至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我们在强调主权归我的前提下，为了该地区的稳定，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争议似乎是“搁置”不讲了，但开发似乎还没有到“共同”的程度，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策略？
崔：南海问题上，若干邻国和中国之间有主权争议，而他们之间也有争议。所以争议是很复杂的。
2002年，我们和东盟有关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它不是一个完全法律性的文件，而是一个政治性、基础性的文件，是在南海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几年，我们就维护南海地区稳定、增进南海合作，和有关东南亚国家举行了双边的、多边的很多会议。这几年南海的形势稳定，争议当然继续存在，但并没有成为热点争议，并没有成为影响中国和有关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
有关各方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政治意愿，就是虽然一时解决不了争议，但可以尽量把争议控制起来，然后尽量强调我们的共同点。共同利益是很清楚的，首先就是要保持南海局势稳定，南海局势如果不稳定，谁也别想开发什么。在此基础上，如果各方的政治信任能够进一步加深，那么可以进行共同开发。
中、菲、越三国南海地震勘测合作进展快，下一步能够继续合作；中国也在和马来西亚等谈判。
中国愿意和所有与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国家谈判，搞共同开发。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谈
公司签署了《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这是一个技术方面的协议，是共同开发的基础。最早是中国与菲律宾谈；基本谈成之后，因为部分海域涉及到越南，而且越南有兴趣参加，所以就参加进来了。
据我们了解，三方石油公司的合作进展较快，超出了原来的设想。三方合作，看到的是共同利益；有了共赢的结果，对下一步的合作也是一个推动。
另外，我们也在就南海共同开发和马来西亚商谈，也授权两国石油公司具体谈。现在正在积极谈判。
中国愿意和所有与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国家谈判，搞共同开发。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谈。双边、三方、四方等，几方都可以。
通过谈判，一方面可以避免把争议变成热点问题，同时使大家直接在资源方面受益———不是等若干年后争议解决了再说，而是现在就可以受益。另一方面，可以累积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长此以往，对最终解决争议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南海地区，中国和一些国家展开具体合作，应该说是有关国家看到了共同利益。否则，靠中国一家也搞不成
《国际金融报》：可不可以说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中国发挥了主导作用？是否周边国家也意识到，维护中国倡导的这种稳定，对他们也是有益的？
崔：如果要说主导，可以说是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起了一种先导作用。但是开展具体合作，还是有关国家看到了共同利益，形成了共识。如果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共同利益，靠中国一家也搞不成。
《国际金融报》：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这次是三国的石油公司，以他们为主体的谈判，当然是获得政府支持或者引导的（崔插话：协议是政府批准的）。那么，今后会不会更多地采取这种企业合作的方式，扩展在该地区的合作？
崔：从实际操作上讲，尤其是共同开发资源的合作，最后必须落到企业头上，而且一些技术问题也需要企业去谈。但肯定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否则很难谈成。
中印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但也不能等边界问题都解决了再发展双边关系。双边关系发展了，边界问题也好解决
《国际金融报》：外界对中国和印度经济实力的增长非常关注，同时也在观察两国军事战略力量的平衡。那么，2005年，我们在稳定、发展与印度的关系上做了哪些工作？
今年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崔：虽然因为中印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在过去几十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但是最近这些年来，双方都认识到，一方面要努力通过谈判来推动解决边界问题，另一方面双边关系应该同时发展，不能说等边界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再发展。而且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应该说是相互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好了，共同利益增加了，边界问题也好解决。边界问题如果最终能够解决，对双边关系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的感觉是，最近几年，印度的政界、知识界、企业界也认识到，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背景下，印度要发展，必须搞好和周边邻国的关系。这是一个思维和政策上的重大战略性调整。
今年以来，印度总理在很多场合，包括他访问美国的时候，都公开表示，这个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中印两国都发展起来。我们不需要互相嫉妒，我们可以共同发展。这与中国“中印要友好”的一贯主张，可谓一拍即合。
2005年4月，温总理访问印度，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印之间已经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议，是中印边界谈判的第一份协议，是一个突破。虽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地理边界划在哪里，但是确立了政治上的互信，相信我们能够加快解决的步伐。2006年已被确定为“中印友好年”。
如果中印两大邻国关系搞不好，各自周边环境都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如果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不发展起来，世界上的发展也不能说很好
《国际金融报》：我们和很多国家都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体到印度，这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含义有没有特殊之处？
崔：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提法，是两国关系的定位。我们确实跟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提法，有时提法稍微有所不同。
中印关系的战略性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印两大邻国关系搞不好，各自周边环境都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双方之间有很多合作的潜力和机会，而这种合作应该说是有战略意义的。比如说中印双边贸易，虽然这几年增长得很快，但目前仅有一百几十亿美元。我们与新加坡的贸易额，差不多是印度的两倍，而新加坡只有350万人口，印度却有10多亿人口。中国和韩国的贸易额今年要超过1000亿美元。所以，我们不能满足这两年中印贸易的增长速度，而应该奋起直追。
另外，从地区和全球的角度来讲，中印关系的战略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和印度人口加起来，超过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这三分之一的人口不发展起来，世界的发展恐怕也不能说是很好。
我们一直讲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果两个最大的、标志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难以确立。所以，我认为中印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很多现实意义在里面。
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出现核武器
《国际金融报》：从国际战略平衡的角度，中朝领导人的高规格会晤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回应美国的关切呢？
崔：我们已经公开说了，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出现核武器。
但是，解决核问题不能靠动武或者制裁。本意是要维持半岛的稳定，把它搞乱了，不是事与愿违吗？我们希望半岛南北双方能够进一步和解，慢慢走向自主的和平统一。
朝鲜经济发展起来，中朝之间的经贸合作也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相信这也符合朝鲜、韩国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应该也是符合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利益的。
《国际金融报》：一些国家希望把六方会谈转化提升为东北亚安全合作这样的一个常设组织，您对此如何看待？
崔：这个事情可以探讨，我们持开放的态度。东北亚可能也确实需要一种多边的、区域性的安全合作安排。各方有什么想法，我们都愿意和他们讨论。当然，这种合作安排也不可能照搬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些做法，东北亚有其自身的情况。
眼下紧迫的，是核问题谈判要能够往前走，否则，东北亚安全机制恐怕就是空谈，是一种奢望。
关于东亚峰会，我们欢迎美国，也欢迎欧盟这些亚洲域外国家和组织与我们建立联系
《国际金融报》：外界都很关心美国何时能够进入东亚峰会，您怎么看呢？
崔：可以公开讲，我们欢迎美国，也欢迎欧盟这些亚洲域外国家和组织与我们建立联系。东亚峰会不是一个完全按照地理概念形成的会议。
东盟对于参加东亚峰会定了三条标准：一是要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二要是东盟的对话伙伴；三是要和东盟有实质性的伙伴关系。符合三条标准就可以加入。
中国早就签署了条约，后来日本和韩国也和东盟签署了条约。后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也都签了；俄罗斯也签了。中国对此的态度是开放的，谁进来都欢迎。
《国际金融报》(2006年01月04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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