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正辉 首席记者 章敬平 陕西靖边报道
罪与非罪
刚刚在监房中度过60岁生日的冯秉先，176公分的身高却只有不足50公斤的体重，这么一个“风一吹就要倒下去的商界知识分子，竟然在陕北这个小县城，制造了多年难见的‘大
场面’”，营造了重重高度紧张的氛围。
“靖边县的四大油区乡镇都进行了控制，油区大小路口封锁，班车停发。”靖边县青养岔镇一位油老板表示，“许多油农油老板进不了城。”
进得了城的也难以到达法院。当日6时，通往靖边县法院的三个路口，就被警察封锁了，数十辆警车数百名警察设置了三道防线。靖边县隶属的榆林市，也有一位市公安局负责人亲临现场。
即使到达法院，也进不了法庭。据称，法庭一共发出了120张旁听证，投资者没有一张。包括本报在内的数家“计划外媒体”，以及国外媒体，都未能得到旁听的机会。虽然是公开审理，但法庭大门紧闭，“闲杂人员”一律不得进出。
中共靖边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侯贵强称：“表面看这是一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小刑事案件，但背景非常复杂。牵涉到很多油老板和油农。为防万一，我们采取了措施。”
法庭内也出现了靖边县司法史上罕见的对垒。靖边县检察院检察长王明朗坐在第一公诉人的席位上，主审法官由靖边县副院长谢红静出任。据称，1992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的谢是靖边县惟一科班出身的法官。三被告中只有冯秉先一人聘请了律师，辩护人是北京知名律师莫少平。
控辩双方对于冯秉先的罪与非罪的交锋，都在于2005年春天的两次“诉前对话”。2005年4月12日早，陕北三县100多油井投资人前往榆林市府门口，与市府官员对话。榆林对话未果。一个月后，陕北100余油农聚集到陕西省委大门口，同时向社会散发资料。
检方认为，冯秉先是两起“诉前对话”的“策划者”、“组织者”，是“首要分子”。他策划“采用聚众围堵市政府、省委的方式”，致使“政府的多项重要政务活动被迫取消，政务大厅十三个部门停止办公，办事人员、车辆无法进出大门，致使省委大门被堵，使进出的人员、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交通阻塞，严重扰乱了市政府机关和省委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据称，检方认为冯策划组织此两起事件，是因为在2005年3月准备诉讼前，三被告曾组织靖边的油井投资人到县政府上访，要求和县政府进行对话，要求退回油井，因为“和县政府对话没有达到目的”，冯秉先决定组织人到市政府和省委进行诉前对话。
冯秉先的辩护人对两次“诉前对话”没有异议，但他不认为冯秉先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主观故意，而是受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希望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不想和政府打官司。莫少平也不认为冯秉先是“组织者”和“策划者”，亦不同意公诉人对“诉前对话”的后果、影响或者“严重”或者“极其恶劣”的认定。
本报记者历经周折，终于联系上靖边县法院负责人。本来，从中斡旋的中共靖边县委宣传部说，法院会接受访问，但靖边县法院对案件不予置评。
“我是维权的‘首要分子’”
开庭前一天，冯彦伟递给本报记者一份他父亲冯秉先预备的自我辩护词。冯秉先反对公诉人把他确定为组织策划两次“诉前对话”的“首要分子”。他否认自己是陕北投资人的总代表，但他乐于人们把他视作陕北石油民企维权行动的“首要分子”。
冯彦伟说：“靖边县检察院对我父亲提起公诉的依据，是民企最近的两次诉前对话”。事实上，这两次行动，不是我父亲组织、策划的，我父亲也不同意这种说法。
2004年，冯秉先认识了当时尚在北京博景泓律师事务所的朱久虎律师，决定走诉讼维权之路。这年仲秋，朱久虎来到靖边县。集团诉讼涉及到的人数众多，依法得选举诉讼代表人。
冯彦伟说，陕北几百家石油民企为适应集团诉讼，建立了多级委托代理方式：首先，民企公司按区域选举，产生诉讼代表，公司与诉讼代表签订一级委托代理协议；而后，每县由15名诉讼代表组成“诉讼代表会议”。“诉讼代表会议”是全体委托人的决策机构，有关维权行动的重大问题，必须要根据《诉讼代表会议章程》，由会议代表集体决策。
每县在15名代表中又选举出总代表和总代理，靖边县总代表为冯孝元，总代理为马启明。总代表是代表会议的召集人，总代理负责完成代表会议确定的日常工作。
冯秉先在他的自我辩护词的预备稿中说：“我只是靖边县一名普通代表。我一直在北京从事与外界联络工作，为陕北各县服务，而实际上，陕北民企从未选过总代表，从未给我任何授权。‘总代表’的称呼，是各县投资人给我的荣誉，并不因此就意味着我有决策权。”
冯在预备稿中说：“我是一个敢于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如果把我说成是陕北石油民企维权行动的‘首要分子’，我很乐于接受。我现在已近花甲之年，把自己三年的好时光全力用在了这场公民维权行动中，我认为，这是我一生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以自身的行动实践了一个普通公民对民主法治不懈不悔的追求。”
冯彦伟说：是我父亲，撰写了维权的纲领性文件，主张民企为权益抗争；
是我父亲，主张向首都学界求援，以他为主，委托学术机构组织了四次专题研讨会；
是我父亲，汇编了有关陕油案的事实、文件、报道和专家意见近50万字材料，将陕油事件公之于众；
是我父亲，把朱九虎为首的律师团介绍给民企，将民企统一到以诉讼为主线、依法维权的轨道上来。
据此，冯彦伟说：“我父亲可以站在法庭，自豪地说：我是当之无愧的陕北民企维权的‘首要分子’！”
“我父亲为什么被投资人称作总代表”
庭审开始， 冯秉先申请作为第一公诉人的检察长王明朗和靖边县法院回避。因为王明朗和法院院长都曾是石油“三权”回收领导小组成员，检法干警参与过石油“三权回收”的具体工作。审判委员会、检委会十余人分别研讨了约半个小时，回来宣称，“这与此案无关”。
冯秉先的辩护人对记者说：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和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都需要回避。
冯彦伟对记者说：“我父亲之所以被陕北油井投资人尊称为‘陕北总代表’，就是因为他反对不合理的石油三权回收和补偿。他为维权付出艰辛的努力，为维权两次进入监牢，怎么会‘与本案无关’。”
法庭上，冯秉先动情地说，“我60岁的生日是在狱中度过的。“那天是11月29日，除了他的未婚妻曲建平给他送了几本书外，连一封家书也无法传达。
冯秉先出生于蒙陕交界的哈拉寨，22岁被分配到内蒙古罕台窑煤矿当电工，来陕西开采石油之前，是内蒙古自治区有名的技术干部。1998年陕西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冯秉先与友人同赴靖边县开采石油。36万元买了个区块，打出来的却是个干井，亏了71万元。第二、第三口井总算见到了油，但产量很低，三口井赔进去350万元。
冯彦伟说，到2000年10月，他父亲连打带买，共13口井。政府收井时剩下四口高产油井。冯先生对自己油井的估价在1000万元以上，但最终从政府手中领到的补偿只有140万。
1999年，原国家经贸委发了个文件，明确要求“坚决停止和纠正允许投资商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做法”。很多投资人并不知情，陕北还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2000年，陕北各县兴起地方石油开发的高潮。据估算，其后政府收的油井，有1/3是2000年前后打下来的。
真正收井的决定是从2002年10月份由陕西省政府发出的。靖边的投资者组织了起来，要开大会。县里召开紧急会议，说不管上面如何，和投资者签署继续经营两年的协议。
2003年夏天，榆林市拿出“三无偿”方案：收回了投资的油井无偿收回；经营了5年的油井无偿收回；产量在600公斤以下的无偿收回。
大家算了一下，靖边当时有1489口油井，除去“三无偿”，只剩下200来口井。即使这200来口井，也不是全部兑现，而是分期付给。如果要现钱，还得扣除利息。
6月15日，政府就派人上油井驱赶民营油井的人员。冯先生一看大势已去，跑到北京去上访。地方政府一路截访，到达北京的大约有200多人。上访者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冯帮他们整理材料。到上访的第七天，陕北地方政府就来人了，有五六个人，要上访人员派代表座谈一下。上访者给冯打电话说：“你快过来，代表我们和他们谈。”
冯秉先不仅代表上访者和政府谈，还与经济学家法学家们谈。2003年6月29日，他们在北京开了“如何维护民企权益研讨会”。经济学家于光远、茅于轼、高尚全、萧灼基、保育钧、晓亮、何伟等20多位人士出席会议并慷慨陈词，后有茅于轼、保育钧、何伟、杜钢建、晓亮、顾海兵六教授向人大常委会上书三次，为陕北民营石油案呼吁。后来，有领导人批示道：“小油井的整顿是必要的，但要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嗣后，陕西省开了个紧急会议，改原先的“无偿收回”，为“适当补偿”。
2003年7月22日，冯秉先在北京被榆林市公安人员抓捕。35天过后，被查偷税漏税一周未果的冯，写下“不再上访，及时领取补偿费”的保证书后，重获自由。
2005年4月，准备了将近一年的诉讼基本完成。朱久虎律师的工作转为撰写起诉状。4月初，诉讼代表决定向陕北地方政府递交一份诉前对话申请，开始了实质上的新一轮上访。6月20日，靖边县检察院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批准逮捕他，二十几天后，逃跑中的冯秉先在武汉被抓获。
冯在自辩护时说：“上天赋予人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就是生命、财产和自由。我因为财产被剥夺试图说理，可是又被剥夺了自由，但只要生命尚存，我就会为了争取生存的质量、为了争做自由而有尊严的人不懈努力！”
本报记者就冯秉先家人以及辩护人述及的有关问题，致电中共靖边县委书记马乐斌。马称自己已调离，不愿多加评论。靖边县一机关工作人员称，中共榆林市委组织部的调令还没下发。
2005年12月26日，靖边县法院没有做出当庭判决。监牢中的冯秉先，还在等待着法律的宣判。
反思“冯秉先案”
-本报评论员 章敬平
2005年12月26日，还未能和陕西省、市、县三级政府对簿公堂的“陕油案”的当事者冯秉先，被陕西靖边县人民检察院推上了被告席。聆听检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指控，这位陕北油井投资人的“精神领袖”，在法庭外数百警察数道封锁线的“警卫”下，辩称去陕西省府和榆林市府进行“诉前对话”，没有犯罪(参见本报第九版《一个人的罪与罚》)。我们无意为冯秉先辩护，他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留待法官凭借法律去决断，我们要说的是，“冯秉先案”应当奉行我们心目中灿如星空的法治精神。
“冯秉先案”中的第一公诉人是靖边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靖边县“收回‘三权’领导小组”的成员，冯秉先顿成阶下囚的缘起，就是反对“油井整顿”状告县市省三级政府，而该检察长当时正在带领着检察院干警协助收回油井“三权”，此明显存在利害关系的人怎么可以担当公诉人？同样的道理，审理冯秉先案的靖边县法院的院长也是“收回‘三权’领导小组”的成员，“冯秉先案”怎么能在靖边县法院开庭呢？都说政治的生命在于法律，法律的生命在于诉讼，诉讼的生命在于程序，如果程序上存在缺陷，公众凭什么相信，冯秉先案能在靖边县法院得到公正的审判？
有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据说，冯秉先对检察长和法院的回避申请当庭遭到了拒绝，法庭认为，政府的“整顿”以及他们的状告，与“冯秉先案”无关。但事实是，没有涉及数百油老板和上万名油农的“陕油案”，何来“冯秉先案”？正因为它们之间的紧密关联，我们才将俗称的“陕油案”和“冯秉先案”统称为“冯秉先案”。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说，国家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不能单方面撕毁合同，不能单方面宣布先接管后清算，不能单方面决定无偿收回继而单方面制定补偿标准。“陕油案”投资者的遭遇值得反思。
用10年左右的时间锻造一个法治政府，是本届中央政府向包括冯秉先在内的13亿人民的承诺。但在此案中，瞧瞧没有被投资人告状的陕北另一个县府回收油井时的录像吧，剃光头，穿囚服，游街示众。我们惊诧，怎么可以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油井投资人？一定要营造手铐响成一片的氛围，才能提高行政效率？
我们评说“冯秉先案”，不是代法院做主，以舆论“判定”冯秉先无罪，而是想说，即便他罪无可赦，他也有权利受到公正的审判。我们不认为投资人对补偿的要求完全合理，但这绝不能成为他们的财产被任意剥夺的理由。投资人在上访中可能有静坐、散发传单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遭受剃光头、游街的羞辱。我们不怀疑政府整顿油井的初衷，真的在于人民的利益，但我们要说，油老板和油农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他们的人身权，财产权，诉讼权理当得到保护。
法治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拥有信心的保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地应对它的挑战，它是我们的心灵能够自由栖息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不能妥协，因为，中国输不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