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做法往往是基于现实权衡的结果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专访■本报记者单羽青

　　“十五”期间，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改革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机制 等方面均有深刻变革，但也出现许多新情况，遇到许多新问题。为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总结和有机梳理，中国经济时报专访了长期从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国有企业改制最具突破性的阶段是“十五”期间

　　

中国经济时报：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其划分与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功能的认识存在怎样的联系？

　　张文魁：可归纳为如下5个阶段：

　　1、放权让利阶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是放权让利阶段，主要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和增加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及分配标准。

　　2、承包制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以承包制的形式来相对固定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初步引入了“国有，民营”的机制。

　　3、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股份制尝试阶段。从1992年的十四大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务院和各地方政府开始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并积极尝试股份制。

　　4、改制探索阶段。1997年之后，各地开始探索包括整体出售国有企业和出售部分国有股等形式在内的改制。改制最先是在乡镇集体企业和县、市属小型国有企业开始的。

　　5、“双重置换”模式确定和大规模改制阶段。到2000年以后，双重置换（产权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相结合）的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确立，改制从县、市属国有企业向省属甚至中央国有企业蔓延，从小型国有企业向中型甚至大型国有企业蔓延。

　　中国经济时报：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切断了政府向国企输血的渠道，国有企业改革从1998年开始加速，进入了真正的攻坚阶段。“十五”期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文魁：国有企业改制最具突破性的阶段是“十五”期间，体现在以下方面：

　　双重置换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成熟，并得到了官方认可，这不是理论家的发明，而是基层的创举，是具有伟大意义的。

　　改制大规模地得到了推行。我所去年与世界银行的联合大规模调查发现，在改制的样本企业中，2000年前发生的改制只占全部改制的14％，而2000年之后发生的占86％，其中发生在2003年这一年的就占27％。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出资人到位。2002年的16大确定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后中央和地方国资委陆续成立，出资人到位，对于国企改制的健康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关于规范改制的法规政策逐步完善。2003年底以来，国务院国资委推出了一系列规范国有企业改制的法规政策，对于改制的规范推进，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侵害职工的利益，都有重要作用。

　　大型国有企业也进入了改制的行列。

　　程序的公开性和竞争性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最好办法

　　中国经济时报：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国有的工商企业有138000户，职工大约为4300万左右，中央企业169户，职工1053万。请分析一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

　　张文魁：国有企业在1997年底为26．2万户，到2004年底为13．8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77万户。未来几年，每年减少的户数实际上也会多于5000户，这是由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需要和国有企业改制的进程决定的，是一个客观必然。

　　但是，中国也不会把国有资本都退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然会保持重要地位。现在，关于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议论还很多、也很有分歧，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不应该过分夸大和过分缩小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而应该根据15届4中全会的精神来定位国有经济，也就是说，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在4个方面，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国有企业改革中，国资流失和职工权益保护是两个极有争议的话题。对于产权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及其负面现象更是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应该如何在未来的改革中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

　　张文魁：国有资产流失常常与腐败联系在一起，所以大家非常憎恶。但我作为一个学者还是应该指出，现在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议论有些泛政治化而缺乏技术层面的研究。我们许多人，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定价方法、定价标准和影响价格的因素还缺乏一些最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确还很远。国际国内经验都表明，程序的公开性和竞争性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最好办法。

　　职工权益保护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基层有许多创举对于职工权益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有偿转换职工身份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也不能把所有的职工抵触情绪都归结为职工权益保护问题，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国有企业改革都会引起职工的抵触，因为对铁饭碗的留恋是没有国界的。

　　改革的具体做法和利益分配往往基于某种现实，这非常丑陋，但却是事实

　　中国经济时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国企改革不仅是转轨国家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在转轨国家出现的问题最发人深省。比如，《世纪大拍卖》一书披露的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使我们看到商业寡头和青年改革派共同角力，巧妙地夺占了大量的国家财富。作者认为“俄罗斯创造了一种市场经济，但却是一种被扭曲的市场经济”。那是一种私有的经济，但却不是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其中有市场存在，但却是被操纵和控制的市场。从邻居的不幸中，我们应该学习些什么？

　　张文魁：《世纪大拍卖》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转轨中要坚决反对官商勾结。不管勾结的是什么改革派官员，还是什么保守派官员，只要勾结起来，就应该反对。

　　中国经济时报：从书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俄罗斯的许多无奈似乎都可以归因于“路径依赖”。在历史、国情、现实等各种背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改革者们必须在历史遗产所给定的舞台上跳舞，“既要大力推进改革，又不能翻车出轨。”改革是一场历史性的利益再分配，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改革者需要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应该怎样在全民的共同利益中寻找自己的利益？

　　张文魁：的确，我也非常强调改革中的路径依赖问题，譬如说在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中，为什么必须要多一点地考虑内部人的利益？这就是基于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长期的放权让利和内部人控制的格局。所以有时候，改革的具体做法和利益分配不是基于某种理论，而是基于某种现实，这的确非常丑陋，但这是事实。或者说，这是一种权衡的结果。但是，既有理想又有能力的政治家就不应该过于迁就现实，而应该抑强扶弱，实现帕累托改进。

　　未来五年，改革重点应放在央企改制和公司治理转型两方面

　　中国经济时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12月22日表示，建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已经具备条件，中央企业布局结构调整的规划也已经制定好，具体由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实施。有报道说国资委规划发展局今年9月曾召集一批专家，就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组建问题进行了论证，其中你是持反对意见的。你认为，未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组建应注意哪些问题？

　　张文魁：我当时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分析了各地类似公司和国家四大

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教训和未来走向，主张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不宜新建，可以在某些现有企业的基础上改建，不宜铺开，可以尝试，总体而言需要谨慎对待。这些特殊目的类公司，生易死难，“自转”易“公转”难，给支持性政策易，收这些政策难，需要高度注意。

　　中国经济时报：作为参与十六大国资管理新体制起草的专家，你能否为我们描述一下国企改革的路线图？

　　张文魁：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觉得未来五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国有企业的改制，二是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转型。我们与世界银行的联合调查表明，地方国有企业改制的进展是令人乐观的，而中央国有企业的改制面远远低于地方国有企业。当然，中央国有企业的改制难度、风险都比地方要大，但关键是需要决心。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转型则是一个更加复杂而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我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希望能理出一些头绪和发现一些政策含义。

　　目前来看，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转型可能涉及到如下内容：改制企业中国有股比例的进一步降低；进一步理清改制企业职工、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理清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股东之间的关系；内部人股份制的开放性问题，等等。如果说大部分国有企业改制并不需要太漫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转型的成功则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