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经济高增长难掩深层次问题

　　■综述■本报记者李慧莲孙东辉

　　总体而言，“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增长，画出了一条一路向上的曲线。2001至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率分别为7．3％、8％、9．1％、9．5％，2005年预计增长9．4％。据国家统计局预计，“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8．8％，比“十五”计划预期（7％）高出1．8个百分点。

　　但是在这种高增长的背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表现得相当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给“十五”经济增长带来过负面作用，而且如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善，将对“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经济高增长背后的路径选择

　　“取得这样的成绩尤为不易。”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在接受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形势面临“动荡起伏”的国际环境，加上突如其来的“非典”和重大自然灾害的冲击、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都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构成威胁，但中国经济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都在稳步加快。

　　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勾勒出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脉络，为次年经济发展定下“基调”。回首2000年到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审时度势”，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成了中国“十五”期间经济稳定高增长的前提。但以下几条路径是我国“十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共同选择。

　　路径之一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内需对经济拉动举足轻重。”杨宜勇表示，“十五”前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压力，我国经济增幅一度回落，坚持扩大内需使消费和投资需求逐步回升。“十五”后期，扩大内需更注意“双重拉动”，发展以消费引导投资，以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为基础，通过投资和消费的互动来实现内需扩大。

　　路径之二是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关系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是战略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五”期间的结构调整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约能源、资源，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成效。

　　路径之三是对外开放。自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十五”期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

　　路径之四是构建和谐社会。“注意关心和解决好人民生活问题、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等内容就包含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杨宜勇表示，对此我国“十五”期间采取了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保体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措施。

　　此外，“十五”期间我国还采取了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措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深层次问题博弈高增长

　　其实，这种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并不能掩饰其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些因素几乎时时挑战着经济的高增长，这使“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充满了种种博弈。

　　博弈之一：扩大内需遭遇投资热和消费短板。“十五”前期，我国经济面临通缩压力，同时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趋势，我国继续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加之2003年政府新换届后追求“政绩”的投资冲动，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118亿元，比上年增长26．7％，2004年这一增速为25．8％，固定资产投资的猛增长带来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

　　与轰轰烈烈的投资热潮相比，我国“十五”期间的消费却波澜不惊。2001年－2004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1％、8．8％、9．1％、13．3％，2005年前3季度则增长13．0％。在投资、出口、消费这国民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中，消费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几乎是最低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国内市场需求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促使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博弈之二：结构调整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题。投资热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善。与钢材、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突飞猛进相比，煤、电、油显得捉襟见肘。另外，一些关闭的小钢厂也恢复生产，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项目。卢中原认为，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处于新一轮上升周期，加剧了我国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和环境恶化状况，这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矛盾。

　　博弈之三：对外开放与贸易摩擦相伴。中国成为世界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与利益，中国的对外开放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不能否认，开放程度的加大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近两年来，关于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贸易摩擦高峰期，越来越多的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把中国置于目前世界上接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的位置上。据商务部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已遭遇了714起贸易摩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中国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这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对外依存度过高不但反映了中国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发展的失调，而且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博弈之四：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尽管在“十五”期间，中国各地的城市和农村、东西部地区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城乡二元差距、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在“十五”期间并没有很大程度的缩小，有些方面甚至有拉大的趋势。此外，我国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表现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面临着人口发展态势仍然严峻，“未富先老”现象突出。自国家2004年初实行新的宏观调控措施以来，中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显著强化财政资金使用中的结构导向，支持农业、公共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以期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变。

　　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政策取向

　　“十五”期间没有解决的这些问题将会对“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经济在“十一五”时期依然能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必须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放在突出位置。”杨宜勇认为，今后扩大内需的重点需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进一步鼓励消费增长，但增加居民收入是扩大消费的根本。要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继续清理限制消费的政策，并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另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对“三农”的投资，提高农业生产能力，都对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民消费起着积极作用。

　　卢中原指出，“我们要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推行产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实施人力资源优先开发战略。”他说，资源和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本质上是技术含量低和经济效率差的问题，致使我们难以走出粗放型增长的怪圈。另外，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难以形成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成为“十一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12月9日表示，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正扩散到新兴市场，贸易摩擦的争执点已经开始由产品、企业等微观层面，向涉及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服务贸易开放等政策、体制的中观和宏观层面转变。而贸易摩擦的标本兼治之举是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善贸易环境，而不是依然靠简单粗放、量增价跌来实现市场份额。

　　“2003年‘非典’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局部的，但集中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和政府相关社会管理职能的重大缺陷。”卢中原表示，在中长期发展战略上，应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注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另外，政府投资范围过宽，习惯于借助预算内投资来调控经济运行，而不善于通过政府消费来提供公共服务。在市场准入方面偏重经济性指标，忽视社会性指标。

　　卢中原提出解决经济深层次问题的政策取向是：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资源

节约型社会；二、发展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三、增强区域政策的整合能力和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四、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五、完善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方面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