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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2005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相继揭晓，101名科技工作者榜上有名。而在此前后，对于院士制度的质疑，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当记者问及邹承鲁院士“您曾经对我国科技体制产生过质疑，您认为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存在什么问题”时，他说，最主要是科研资助不是给那些最有能力做出好工作的人，不是竞争出优胜，而是人治。所谓同行评审，同行都是上头指定的。同行是谁，谁是真正有发
言权的同行？人治加上科学腐败是中国科学发展的两大致命伤，同时二者又密切联系。
当我们在仔细揣摩邹承鲁院士的“人治”和“腐败”这两个关键词时，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研而优则仕”现象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在我看来，如今我国科技界“封官”的做法已成惯例，青年科学家一出成果，即被委以“管理重任”，继而脱离科研第一线，致使许多具有世界科学大师潜质的年青才俊被过早埋没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我想，邹承鲁院士的“人治”和“腐败”说公诸于媒体，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即中国科技界问题的根子出在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上。众所周知，不论是科研经费的取得，还是科研成果的鉴定，都需要依赖行政部门，这就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定下了一个灰色的调子。如果脱离了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中国的科技事业会寸步难行。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悲哀，也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
从我国科研领域目前的管理现状来看，不论是立项审批项目，还是着手实施到成果鉴定，其中有太多的因素不为科学家们自己所掌控。比如，在科研项目立项报批阶段，科研工作者要写出详尽的立项报告供行政官员审核；由于行政官员并不了解学科发展的趋势，所以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间，不得不借助于科学家们进行评审。而如果能够成为负责他人科研项目审批的官员，那么，就可以拥有立项的主动权。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科学家热衷于从政也在情理之中。
一些部门近年来已经习惯性将那些有潜质的科学家推上领导岗位，希望他们能够推出更多的科研成果。然而，由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科学家反而无法做出科研成绩。甚至还有个别脱离了科研岗位的领导看到昔日的同事们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取得成绩，或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霸占同事们的科研成果，或想方设法贬低乃至扼杀别人的成果。这无疑折射出了科研界“人治”和“腐败”的症结所在。
“人治”和“腐败”的直接表现就是，科研人员一旦担任某些官职，科研经费就会有保障，科研设施有保障，科研助手也有保障。这种科研成果出官、官员又催生科研成果的现象，导致中国出现了特有的官僚队伍。而科研管理体制的官僚化，无疑是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一把尖刀，成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大致命伤。
我认为，我们的科研领域只有克服浮躁心态，根除“人治”和“腐败”的体制漏洞，放出长远眼光，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每一天的工作，才能推动我们的科研事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步步成长，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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