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大学的体制迷墙

　　■汪晓波

　　我常觉得，熊丙奇先生与其说是一名学者，不如说更像一个新闻人。说他是学者，是因为他有着教授的头衔，有着对中国高等教育长期而深入的思考；说他像新闻人，是因为他对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问题是如此的敏感——并且，他采用记录与观察的方式，以新闻人的惯用手法，直接指向高等教育最本质也最苍白的一面。

　　他的努力，在2004年让我们看到了《大学有问题》一书。该书甫一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在这本书中，熊丙奇作为一个提问者站了出来，他把目光聚焦于那些我们都很熟悉又或许有些漠然的问题上面：学术自由成为奢侈品、招生腐败、收费混乱、教授们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他的提问是极好的议程设置，使得社会舆论重新关注高等教育中这些无法回避的命题。

　　问题的提出终究是为了被解决的。为了求解大学的问题，熊丙奇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约请

复旦大学原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著名画家、

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等15名教育圈内的知名学者，对话会诊大学问题，“绘制”出一幅由行政思维与特权治校构成的“大学利益结构图”。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这幅“利益结构图”的确足够尖锐、足够辛辣。也正因为如此，熊丙奇先生与学者们的对话，迟迟难以见天光。出版者的顾虑并不难理解，毕竟，这些对话把矛头指向了体制的最深处。在熊丙奇看来，中国的大学，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体制的迷墙。

　　诸多大家们在会诊后开出了许多药方，那些富有见地和洞察力的见解一一呈现在《体制迷墙》这本新书中。不过，仔细剖析药方，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沉疴，却是药性不足的。换言之，仅仅针对体制下药，是否足够对症呢？

　　事实上，在该书的序言中，陈丹青先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问题所在：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

　　如此的解释是深刻而精辟的。我们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体制，但如果想把责任与体制后边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却感到了自身的乏力。但我们不能不问：在大学的体制迷墙中，人在哪里？

　　是教育部官员的责任吗？是大学校长的责任吗？是愤怒的教授的责任吗？还是学生及其家长的责任？或者换一个方式问：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界缺少敢于担当者，还是人们把教育想得过于糟糕？

　　熊丙奇先生和他的《体制迷墙》一书，在尝试着做出回答，但又最终没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不是他的责任，他已经努力了。关键在于，教育的问题，并非教育界能完全地自我解决。比如，面对行政思维与特权治校的尴尬现状，你能说这是教育界独有的问题吗？你能说官本位的思想是我们的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们独享的么？

　　所以，体制的迷墙，其外延还要拓展到大学之外，拓展到教育界之外。我们甚至可以说，教育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大学的体制改革，不过是整个系统性的变革中一个环节而已。没有其他环节的发力，没有人与体制的互动，单靠大学自身，恐怕注定无法穿越体制的迷墙。

　　（《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熊丙奇著天地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