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

　　本报记者 郭永刚

　　“一套装修得再豪华的房子，如果没有厨房和厕所，也算不上是好房子，公共财政建设也一样。”日前，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桓教授向记者解释了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的“窘境”———基础设施建设搞得很好，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却显得不足。

　　刘教授所说的公共财政建设的不足，正是政府部门正发力弥补的重点。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日前接受《学习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今后财政将进一步支持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

　　“中国的现实是，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增长缓慢。”12月12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的关志强教授对媒体表示，由于缺乏制度保障，60％以上的医疗卫生总费用来自百姓个人，在城镇有44％以上的人没有任何制度性医疗保障，在农村这个比例高达80％。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财政与税收研究室的张德勇告诉记者，不能简单地将加大公共财政在卫生方面的投入，理解成将来百姓看病不花钱。公共卫生应为百姓提供覆盖面尽可能广的普遍性医疗服务，而这种服务应该以预防疾病为主。“但如果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当然可以将所有人看病的费用全包。”他说。

　　正如知名财税专家高培勇教授所说，财政支出正在由“办自家之事”走向“办众人之事”。

　　1978年，在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中，用于基本建设项下的支出（形成国有资产）占40．4％，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支出，花在国有经济单位上的钱便成了整个财政支出中的大头。

　　但到了2003年，基本建设支出所占比重已经下滑至13．9％。如果剔除当年以增发国债来安排的并非正常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便不足10％了。与此同时，用于养老保险基金补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社会保障性支出上升至17％，用于科教文卫事业项下的支出增长到了18．2％。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桓教授认为，尽管如此，公共财政在教科文卫方面的投入仍然不足，导致了许多人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

　　他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可拥有不少于7至8个医生，每千人拥有不少于3张病床，而我国目前每万人拥有两三个医生、每千人拥有一两张病床就不错了。这也是为什么患者普遍反映住院难、看病难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身体不舒服时，打一个电话，救护车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现场，对病人进行最简单的治疗；在30分钟内将病人送到当地中心医院，这样所有小病都可以得到及时治疗；如果当地医院无法救治，救护车可以在1小时内将病人送到更大的医院救治。“而在我国，由于有些地方医疗网点布局不合理、医护人员少等原因，病人很难得到高效率治疗。”刘桓说。

　　国内医生人数相对较少，患者相对较多，导致医生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加大。刘桓教授说，“一名医生一大早先要到病房巡视，然后给门诊病人看病，平均1小时得看10来个人，经常中午过了点还吃不成饭。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医生看病能认真，服务态度能好吗？”

　　他认为，由于财政对卫生系统的投入不足，医生的付出与报酬不成正比，导致一些医生利用职务之便开“大药方”，从药厂赚取提成。

　　刘桓教授说，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引起的寻租现象，不仅局限于卫生领域，还体现在子女上学要交赞助费、交警每天带任务量上街罚款、司法部门吃了原告吃被告等方面。不过他承认，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并不能完全消除寻租现象，“但至少可以使其有所减少”。

　　“公共财政的实质是满足大部分社会需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基本没有后顾之忧。现在的公共财政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张德勇博士认为。

　　财政部部长助理张少春日前表示，“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建设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要从4个方面着力，分别是：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继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完善相关的财政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刘桓教授也说，以前的公共财政并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所以“以人为本”成了“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建设的重点之一。

　　刘桓解释，以前的财政建设，主要侧重于物质方面的投入，比如修路、盖楼、修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的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但人的基本需要是多方面的。”刘桓举例说，子女长大了要上学，所以需要发展教育；人得病了要治，所以需要发展医疗系统；工作、生活要有安全感，所以要增加警力；文化生活还要丰富等。刘桓说，“十一五”时期的以人为本，其实是围绕人的基本需要，弥补以往的“欠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博士此前撰文指出，一般地说，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凡是市场能干的，财政要退出；凡是市场不能干的，财政要进入。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形来观察，财政存在着严重的缺位与越位的现象，即财政管了不该管的事情，而该管的事情却没有管或没有管好。

　　刘桓教授今天说，从目前情况看，纯公共的产品，政府已经100％地管起来；彻底市场化的产品，政府也基本完全放开。

　　“关键是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怎么办。”刘桓说，好的政府应该能够把握好尺度，确定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该放。比如

房地产行业，在多数人还不能住上自己的房时，政府就该引导其发展，多建普通百姓能买得起的

经济适用房，并控制

房价飞涨。而在多数人居住面积达到一定标准后，政府就应及时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