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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 刘世锦
过去二十多年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基础性因素正在或将要发生实质性变化，现有的增长模式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转型压力。即将到来的“十一五”时期，增长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与已经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将是一个具有突出特点的时期。
现有增长模式面临的转型压力
过去二十多年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基础性因素正在或将要发生实质性变化，现有的增长模式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转型压力。即将到来的“十一五”时期，增长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与已经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将是一个具有突出特点的时期。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这是我国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简单地说，“地价、人价、电价”等上升，使持续了二十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我国人均收入超过“一千美元关口”，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意味着要素成本的上升。
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而受影响最大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中国最为活跃、经济总量中比重最大的区域，所以，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引发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二是，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这个问题最近讲得很多，数据也很多，这里只是强调一下这种约束压力加大的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正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目前正处在爬升最陡的区间。过了这个阶段，需求量将会相对下降。第二，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事实上，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第四，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这样无疑加大了我国在资源问题上的压力。
三是，新增长点所带动的经济外延扩张空间缩小。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了。例如，先行国家是先有汽车后有彩电和电脑，而我国在汽车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彩电、电脑已经相当普及。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汽车消费后出现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高峰。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这一批新增长点将会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是，这些增长点将逐步进入常规的较快增长轨道，随着时间推移，供求平衡、供过于求后，增长速度将趋于降低，在目前这一批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较大的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大大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四是，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我国金融风险隐患较大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速度逐步降低是工业化国家历史经验中显示的共同规律。WTO关于金融领域开放的诸多条款将逐步兑现，外资银行更大范围的进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变、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最终实施等，都将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日本、拉美新型工业化国家、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在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期后，出现了某种形态的金融危机。我们能否不重蹈覆辙，摆脱“繁荣后的危机”，确实是一个很大挑战。
五是，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加强。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在国际已处于较高水平。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时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将这种差距控制在现有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大的阻力，而且可以对发展提供支持。
六是，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引起的外部不适应。中国“超大规模”现象近年来的日益突出，在国际上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近些年来“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交替浮现，反映了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因素”日益增强的复杂心态。近期贸易摩擦的加剧、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能源问题上的争斗等，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不适应就要调整，这种调整包括贸易、投资、货币金融(汇率)、产业分工等领域的调整，包括国际经济秩序和相关政策的调整。除了经济领域的调整，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也会有必要调整，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贸易大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接受并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不论对国际社会，还是对中国自己，都是很大的挑战。
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与内含
增长模式转型首先要有正确目标。中央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为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确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第一，增长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增长应当统筹兼顾，在经济与社会、城乡、产业、区域、国际国内和人与自然之间力求达到一种动态均衡。第三，增长还应当是可持续的，减少和避免增长中的波动，使增长潜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到充分、有效地释放。
增长模式转型大体上有三层含义。通常人们较多使用“增长方式转变”的提法，所强调的是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等。我们所说的增长模式转型也有这一涵义，而且应当放在突出的位置。增长模式转型的第二重涵义，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三重涵义是适应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的变化，在对外经济关系诸多领域进行必要调整。
从以上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和涵义出发，考虑到转型所面临的诸多压力和挑战，转型的任务是多方面、繁重而艰巨的。相应地，应当重点实施六个方面的战略。
扩大内需战略
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战略。由于这一轮增长点以后，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大，对内需潜力不宜估计过高。即使对已有的内需潜力，也有一个发掘使其充分释放的问题。毕竟在前些年增长潜力比现在更大的时候，还出现了几年的“内需不足”。
与上个世纪后二十年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可能是“冷下去容易热起来难”。面对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愉快的烦恼”，因为经济还能够“热”起来。
一定意义上说，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代之以需求不足、经济过冷的烦恼，形势就要严峻得多了。所以，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要十分珍惜，即使出现某些过热现象，应当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以使快速增长的势头能够保持更长时间。
扩大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重点是保持居民住房、汽车等消费的持续增长，保持城市化的持续推进。第二，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第三，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自主创新战略
这是一个已经讲了很多年的话题。
首先要有市场需求。在“先占市场”和“自主创新”之间，大多数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不论在追求效益的动机上，还是在实际能力上，往往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趋于削弱，以中低技术占领市场的空间日趋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盈利的保持和增加，经济的持续增长，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提升产业结构。
第二，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大规模制造能力意味着巨额研发费用可以被有效分摊，从而使自主创新具有成本上的可行性。较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是一些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能够组合全球科技资源的开放性研发体系至关重要。而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能力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系统，不可能也不需要再从头开始形成自己的封闭技术体系。哪些要完全引进，哪些要与别人合作研发，哪些主要依靠自己独立研发，哪些采取几种方式不同类型的组合，将由企业依据市场前景、自身能力和合作条件，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作出选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企业成为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创新主体。企业有没有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力，是自主创新成败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政府对促进自主创新要有更多作为，如促进改革不到位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改进，形成有助于自主创新的长效机制。
资源节约战略
面对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战略要点，如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友好等。其中，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
当前在资源节约上有大的进展，需要解决好两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让价格起作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和误置现象，如我国本来在能源和多数资源占有上不具比较优势，但依然有能源和其他资源高消耗的产品生产和出口，价格“到位”或价格“正确”，将会有效地激励节约。
二是让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起作用。由经济型管制向社会性管制转变，是一些年的国际潮流，也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
有必要强调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观?面对资源约束压力的加大，我们要厉行节约、提高效率，建设节约型的经济和社会，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也是我们应当和必须作出的选择。在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要有客观、全面、符合规律的观察和观点，过于悲观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是没有根据的。
在资源问题上，我国既是消费大国，同时也是生产大国，解决资源供求矛盾的立足点还是在国内。
稳定增长战略
我国经济波动较大，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如设备投资周期、消费能力积累周期等，更多的则是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对那些在先导位置的竞争性的行业来说，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低电价、低人价(不提供劳动保护条件、社会保障等)，将刺激投资者的过度进入。在另一方面，经济提速，煤电油运等基础行业就紧张起来，其中最紧张的是铁路运输。中国现在几乎什么产品都过剩，铁路是一个例外。原因是这个行业缺少开放和竞争。这一轮经济增长，启动后一年左右的时间，煤电油运就全面紧张。其实这已经是老问题了。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中国经济存在着一种波动较大的循环:消费结构升级--新的生产部门形成或扩大--中间投入品增长--基础部门供给不足--通货膨胀或短缺--紧缩性宏观调控--增长速度下降，部分生产能力过剩。
解决这些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要重点推进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纠正人为压低要素、环境成本的行为，调整政府行为目标，改革政府投资体制；二是加快推进基础行业特别是铁路运输行业的改革和开放，重点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引入新的投资者。
金融改革战略
对金融改革的紧迫性要有足够认识。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金融改革是在与时间赛跑，要在增长速度稳定地降低之前，建立起一个较为健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金融改革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有:加快银行体系改革，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按照加入WTO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的力度，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
抓紧解决困扰证券市场发展的深层体制问题，恢复证券市场的正常功能。扩大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多种类型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机构、产品的创新和供给。
开放升级战略
今后对外开放的重点，要与中国正在成长为经济贸易大国的事实和趋势相适应，由范围和数量转向结构和质量，即“开放升级”。与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也应进行相应调整。
实行适度的“角色转换”。由过去较为被动的适应国际环境，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环境；由过去主要是适应规则，转向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制定规则。在国际货币(汇率)、贸易、投资、金融、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发挥比过去更为主动积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塑造积极地、负责任的经贸大国形象。相应地，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坚持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原则。由于我们在许多领域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强调这一原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不适当的强调和依赖保护，不仅可能有悖于某些国际规则，更重要的是，与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不相适应，对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利。
在初级产品对国际市场依赖加强的问题上，要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完全可能在多方共赢的基础上解决初级产品供求平衡问题。着眼于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位置的提升，吸引外资政策应当更加明确地将重点放在技术引入、传播和创新上。
积极而谨慎地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就中国企业较大规模对外投资而言，目前总体上还处在探索阶段。从一些年的经验看，相对于成功案例，失败案例可能更需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对那些在国内经营中体制缺陷突出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上更应持谨慎态度。
人物志:刘世锦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
看点
■增长模式转型首先要有正确目标。第一，增长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增长应当统筹兼顾，在经济与社会、城乡、产业、区域、国际国内和人与自然之间力求达到一种动态均衡。第三，增长还应当是可持续的。概括地说，增长应当是“以人为本”，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
■面对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战略要点，如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友好等。其中，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
编余
与刘先生交往多年，他对中国经济与产业结构变化机理的研究，想必业界已非常熟悉。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讲的是大变化可以从细微处观察。而这篇文章正好相反，从战略层面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可能走向。虽说是个人研究成果，考虑到作者所在的位置，作者的视野所及，以及对各种信息的把握，他的看法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对金融、证券，以及实业界做中长期投资决策的管理人员与相关研究人士，更有细读的价值。
------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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