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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鹏
12月18日，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在“2006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分析说，今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将超过1000亿美元。可以说，我国外贸从上世纪80年代以逆差为主，逐步发展到90年代以顺差为主，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呈现大额顺差，标志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我们对外贸形势进行必要的检讨。
改革开放初期，凭借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我国的部分产品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争夺；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出口只占较小份额。但贸易顺差在90年代后逐年上升，这主要是缘于：一、三资企业获利的出口份额占据中国出口份额的较大比例：三资企业从本国及各地进口材料，然后再出口，其出口的贸易顺差额已经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贸易顺差额。二、现阶段中国需要扩大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但西方贸易伙伴出于战略考虑和贸易歧视，想尽办法进行限制。三、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一些外部成本没有列入产品成本，包括环保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安全生产成本等等。或因改革本身滞后、制度尚不完备，或因国际竞争缺乏经验，导致出口产品成本低估。
由于国际制造业加快向中国转移，而国内需求难以消化快速增长的生产能力，必然要扩大出口；中国又处于加工贸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邻国的出口要经过中国的组装得以实现。
当然，我们在接受生产基地转移的同时，也获得一些税收以及管理技术等。但是，我们付出的也很多，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渠道出让、廉价劳动力、税收优惠等。
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改革开放势能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必然生成一种反弹的内生力量，要求对国际贸易战略作出调整。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国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在对外贸易战略上的必然要求。
改变顺差过大的问题，一是压缩国内某些过剩的生产能力，从源头上减少在这些领域的出口压力。二是加快社保体系建设，做实个人养老就业医疗账户，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三是建立企业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法律制度，强制企业提高在这两方面的支出。四是通过法律和体制调整，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五是继续采取措施扩大内需。以上五条是我们国内可以做的。
而从我国主要西方贸易伙伴那里进口更多高新技术产品，则不是单靠自身能够实现的。需要经过外交等途径，增强战略对话，逐步增强互信基础。尽管从长远看，西方国家对我高科技出口的限制终将变得比目前宽松，但我们也不可对此期待过高。
调整对外贸易战略，解决贸易顺差，把以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输出型为特点的产品出口，转变为更多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导的创新型产品出口，实质上是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质量，改变自身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这是我们忧虑之中的希望。
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模式也将悄然发生一些变化，包括对内外资企业实施同等的税收政策，从体制机制上防范和惩罚在华企业刻意向外转移利润、偷逃税款，等等。伴随这些调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发言权将逐步扩大，这也必将推动国际贸易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国际金融报》(2005年12月20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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