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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上面这段话出自《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著者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两位金融学终身教授。
12月12日，吴敬琏教授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的演讲中，因引用上面这段话作为演讲结束语而“引火烧身”———有些网上时评家发起了一场对吴敬琏的“讨伐”。
读吴敬琏的演讲我发现，他引用的那段话，是在只有硬着头皮深化改革才有可能逐一化解当下突出社会矛盾的特定语境下说的。也就是说，只有继续推进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才能破解不彻底、不到位的市场化改革所积累的种种矛盾和难题。离开了上述话语前提，割裂吴敬琏整篇演讲的内在逻辑关系，单独将“贫困群体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可能结成反市场化联盟”这段话取出来“批判”，多少有点儿“机会主义”倾向。
显然，对吴敬琏所作的“讨伐”表达仍然属于公民表达。这样的表达当然属于表达者应有的公民权利。我的意思是，如果表达不到位，有可能为当下一股企图否定市场化改革取向的社会思潮所利用。
依我的观察，这股社会思潮从萌动到逐渐活跃，始于去年夏天的那场郎顾之争，国资在改制中的巨量流失和谁对流失负责是最初的争论点。争论一路发展，贫富矛盾、效率与公平、经济学家的“良心”、医改教改成功与不成功等更多的社会焦点话题被相继卷入其中。争论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争论中所渐渐形成的一股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值得警惕。
上世纪最后1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在赞成与反对的思相冲撞中艰难推进，以至于有人将这段历史速写为“交锋”，并著书记录在案。人们应该看清，改革的本质是既有利益的再调整和对未来的利益格局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围绕改革价值取向和对改革路径选择的争论看似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争，背后则深藏着利益博弈。这样的利益博弈将贯穿中国改革的始终。
人们还应该看到，历史是讲连贯性的，十六大之后3年多来，围绕上文所列举的具体改革得失之争，其实只是社会各个层级、体制内部、体制外部、体制内外之间围绕下一步改革究竟如何推进的思想交锋的冰山一角。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27年间，争论归争论、交锋归交锋，改革始终在艰难前行。这一现象并不耐人寻味。只消分析不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成本，人们自会找到合理答案———“文革”结束，再不思改革的成本，就是国家最终“崩盘”。正是改革推进者对此的深深忧虑和清醒认知，改革才由体制内力量的率先推动而启动。尽管后来的改革始终磕碰不断，但终究势不可挡。
为什么？最重要的一条：早期的改革使工农大众这个主流社会群体受益，其他社会群体也跟进受益，它构成了改革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后来的改革出现了种种问题，从最初的“一边吃肉一边骂娘”，逐渐发展并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染上“改革冷漠症”，错不在改革，而在改革的不配套和不协调。
也正因如此，不同时期都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全盘否定改革。其最根本的价值逻辑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普遍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只有一种声音、政治上人人自危、连买盒火柴都得凭票的年代。
毋庸讳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引发的问题日甚一日。大的方面说，凡改革总要支付社会成本。而且，不同的改革阶段，不同社会群体为改革所支付的成本是有差异的。然而，当改革成本的支付长期集中于占人口多数的社会阶层时，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就会出现倾斜，而将其突出表现加以“物化”，则集中体现为效率与公平失衡、贫富差距悬殊、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并不断生出新的变种。在改革本身遭受“诚信”拷问时，一切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融为一体思考的人们，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两个层面要做的，不是否定改革本身，而是力主为改革纠偏，在舆论层面和实体层面各尽所能，启动原本早该启动的全面与配套的改革。
顺着上述思路思考，相对于当下社会与改革相伴的各种尖锐矛盾，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并非简单地回避根本矛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使当下的突出矛盾在“三大改革”互相配套、互为倚重的条件下得已“辩证施治”。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成本分摊不均所生发、所变异的各种突出社会矛盾才能得到逐一化解。
建立于上述认知，由长期积累所形成并在当下已成为下一步改革最大“障碍”的，不是改革缺陷本身，而是就如何消弥改革缺陷形成新的共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急需做的，不是让经改的列车停下来等待政改和社改的列车赶上来，而是要在继续保持经改列车一定行驶速率的同时，赋予政改和社改“加速度”。套用经济学上那个朴素的“木桶理论”，政府和民间所要合力做的，不是锯短那块长板，而是赶紧补齐两块短板。同样以经济视角观察之，仅政府现有的财力，足以应付补齐两块短板可能带来的“利益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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