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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对“托普”黑幕的前因后果、外部环境和主要责任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多角度的“全景报道”。令人在感慨托普暴富暴亡之余，也对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有一些新的认识。
由于历史原因，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不够理想，在市场准入、借贷融资、项目选择等方面，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歧视确实存在，一些地方和产业表现得比较严重也是事实。因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媒体的报道、政府政策的调整都以如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为“主流”。也应该承认，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虽然已经有了改善，但是与成熟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差距仍然不小。不过，只看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托普（还有不少类似的民营企业）的案例告诉我们，歧视和排斥民营经济固然不利于民企的壮大发展，但是，“溺爱”和放纵对于民营经济同样是有害的，有时是致命的。
产生“溺爱”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可能是某些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在作祟。不少地方把GDP看成重中之重，甚至是行政为官的第一目标，把一些民企做大、把一些产业“吹”大成了这种政绩观的必然产物。因而只要能带动GDP增长就能一好遮百丑，为了做大而做大，甚至帮着一些有违规行为的民企“扫除障碍”。
其次，是一些利益关系让某些官员对少数有违规行为的民企格外“照顾”。以前，国有企业是一些地方官的“提款机”，现在少数利益熏心的官员发现，从民企得到好处更方便、更难被察觉。于是明里暗里地“支持”发展，换取的是利益上的“一致性”。少数民营企业也乐得利用权钱结合，获得“超常”发展，于是，在中国产生了那么多的暴富暴跌神话。在已经暴露的腐败案和企业黑幕案中，几乎无一不存在着权钱勾结。
第三，由于“父母官”的溺爱，导致相关或监管部门的“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对那些有违规行为的民企另眼相看；于是，监管条例如同虚设，监管过程走了过场，监管人员与民企老板“亲如一家”；于是，争相送地以求“发展”，抢着放贷不能“落后”，大送优惠以示“亲商”。如此等等，造成少数民企有恃无恐，甚至无法无天。
民营企业首先是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对于市场主体的发展而言，无论民企还是股份制企业，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国有企业，都应当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管，都要在法律准绳下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对少数企业的溺爱或是“吃偏饭”，其实是对其他企业的不公，是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表现。确实，我们的法律体系有不完善之处，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原本只要认真施行已经有的监管条例完全就可以避免的“黑幕”，却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笔者想说的是，想做大做强民营企业没有错，但只能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拔苗助长不行，溺爱纵容不行——在一定意义上说，娇惯而成的“衙内”不仅不能“成才”，还会有更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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