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开幕主旨演讲实录

　　2005年12月12日，《财经》杂志2006年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预测与战略”。新浪网提供独家门户网络支持。以下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开幕主旨演讲实录。

　　周小川：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又一次参加《财经》年会。《财经》年会很有吸引力，每次都开得很成功，这对我们是一个激励——能从《财经》年会上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也能听取各界的意见。

　　今年年会的题目是——2006：预测与战略。说到预测与战略，我想，要想把战略搞对，首先预测要搞对。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关于对经济预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预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热门话题，同时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做好的事情。经济预测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我们需要能预知一些未来。另外，中国有很多经济预测实际上是对政策效果的预测，特别是对改革的政策效果的预测。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预测也可以说是一种政策模拟。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要出台的改革或者改革方案，那么，能否预测出来哪种方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此，我们说，预测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很不容易，因为经常出错。有的人很聪明，如果说让他们选择预测和不预测，他们就会选择不预测，因为不预测就不会犯错误；要预测，又很难预测得那么准，高了5%或者低了5%，都是错了。　　中国

人民银行是依靠预测进行工作的，同时预测还是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工作的一个部分——人民银行负责金融统计，同时也非常注意国际收支平衡的统计。

　　说到统计，我们今年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最近几天，我看到报纸上开始刊登统计普查数据。统计普查对中国的统计数据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效应，这个效应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如何对待新的数据和历史的数据，历史的数据的误差是怎么处理的等。我们过去用的数据现在都变了，根据这次预测的效果，可能都要对这个误差进行重新分布。因此，我认为这对我们预测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预测工作是经常出错的。我想，通过这些出错，也会促使我们对这项工作给予更高的重视。

　　在这里，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1993年人民币并轨，开辟外汇市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在这个改革之前，有很多不同的预测——有非常负面的预测，也有正面的预测。但是，实际的结果甚至比最乐观的预测都好。在1994年出台了这个政策以后，中国每年外汇储备都能够增加二三百亿美元，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明显好转，贸易平衡状态明显好转，外商直接投资也有明显增加。

　　第二个例子，中国经过几年的谈判后，终于在2001年加入WTO。加入WTO以后，会对各种产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击。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研究，也做了很多预测。这些预测认为，我们应该想到加入WTO以后，有一些产业会怎么怎么样，会如何如何。过了这么多年，再回头去看，很多东西都说错了。

　　第三个例子，今年年初的时候，贸易顺差的增长势头稍微猛一些。这时候，有不少人在预测：今年中国贸易顺差会是多少。有一些人预测说：今年的贸易顺差是900亿美元(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20亿美元)。有很多人说，这个人可能是疯了，今年贸易顺差完全达不到这样的规模。3月份，有人说，这个预测根本不对；到6月份一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有人说，这个预测还是不对。但是，现在来看，这个预测有可能是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因为今年11月末的时候，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906亿美元。

　　我举这几个例子，就是要说明，预测非常重要，非常不容易，非常容易出错，同时，我们现在还面临新的挑战。

　　第二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进行经济预测，不管从哪个角度，以什么样的方法，依靠什么样的理论，对数据掌握的情况，都可以预测。这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对于预测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应该有评估的制度。要不断地回顾哪些事情过去谁用什么样的方法预测对了，这样，我们的预测工作才能得到改进。但是，往往在事情发生以后，却很少有人回顾过去的预测：是谁做对了，是因为什么做对了，这样就无益于改进。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也曾经做过预测工作。一个对我非常好的领导曾经跟我说过，你们这些人就是话说得太早，有些话何必提前一两年说出来，你说完了以后，大家听了不高兴，而且，等到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忘了。我说，你说应该怎么办？是不是要等事情已经到节骨眼的时候，再站出来说“我认为事情会怎么样”？当然，我觉得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善意的忠告。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可能不得不去冒风险，要对很多事情提前做预测和研究。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好的评估制度，对改进预测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利用了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数据，屡次错误，却总是有很响亮的发言权。这就有些问题。

　　第二，经济预测历来都是有理论背景的，也就是运用什么样的理论作为背景。在谈到对外开放和WTO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预测是真正建立在双赢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那么，对应双赢的理论基础就是非零和博弈，这必然和博弈论有关系，就是是零和博弈还是双赢博弈还是双输博弈，这是博弈一些基本的特性。而博弈论，它是和经济上的其他理论有密切联系的，或者说从不同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国际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的理论。到底这个理论对不对，过去也有很多争论。实际上，究竟应该以什么理论作为背景非常重要。

　　第三，预测依靠的是什么数据，如何应用这些数据，如何对待数据的误差。我刚才提到，中国人民银行自己也在做统计，在做金融统计和国际数据统计。做统计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并不像是物理学的东西——温度计显示多少就是多少，体重表上显示多少就是多少，并不那么简单。所有的数据将来是要拿到一起的，很多东西是对不到一起的，然后就要知道这些平衡关系如何处理，误差如何去分布。

　　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不可能没有误差，有技术方面的误差，有来自其他方面的误差。我们有一个SNA，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而这个核算体系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平衡，就是国民经济核算最后要想把它平衡住。另外，大家也知道有社会核算矩阵，将国民经济的各种活动从收入到支出，从进口到出口，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要平衡住，这个平衡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的统计，也是从计划经济的传统走过来的，其中还有很多需要不断改进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做了这次新的统计就存在着一个新的普查，普查以后，就存在一个如何把这个普查所发现的误差如何分布到历史数据阶段上去的问题。可能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类似于数学上的一种方法——就是按照某种加权的方法分摊到历史，使得它与上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衔接起来。这样做究竟有没有根据？毕竟，中间那些点并没有做普查。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数据并不像物理学上读那些仪表上的数据那么容易，它涉及到做预测的时候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数据，如何使用数据以及如何对待误差。

　　第三个问题是，在经济转轨阶段中的预测特别困难。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在转轨经济中所运用的理论模型，究竟运用是计划经济的理论模型还是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转轨过程中，就表明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了，同时又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的阶段，而是处在一个中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使用什么样的理论根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黑箱来处理，最可用的技术就是计量经济模型技术。计量经济模型的技术，要依靠数字，数字常常就会出现下面的问题：第一，统计制度处在不断改进之中，同时，制度性因素也处在改进之中。许多新的制度性因素开始出现，我们还没有新的统计口径，很多数据显得不够好用，或者口径不够好用，或者有些数据会有缺失。即便我们有数据，另外一个问题是样本很小。我们能够找到的真正适应于现阶段体制的数据的样本很小，而在这种小样本的情况下，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预测会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同时，我们的计量经济模型统计检验可能通不过，通不过检验模型的预测可能会有些问题。再有，我们看到，目前一些大学的教科书使用的模型和数学分析的技术已经老掉牙了，课堂上仍旧在讲一些比较适应旧体制的、不够现代的、同时也是过分简单的财务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这些东西，我认为目前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实际需要了。

　　第四个问题，我们在预测工作或者在政策模拟过程中最常见的错误，是使用了僵化的假设——认为经济结构是僵化的，认为经济中的许多活动对于价格信号是没有反应的。

　　中国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反映的灵活性已经反映在经济模型之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截然不同的特点已经反映出来了。比如对生产者来讲，它所消耗的物耗，不管是

能源还是原材料，它对价格是有弹性的；消费者的各类需求，不管是公共需求还是家庭需求，对价格都有弹性的；进出口和服务贸易对

汇率是有弹性的；劳动力是可以流动的，劳动工资和劳动力供给是有弹性关系的；投资和利率是有弹性关系的；企业是有生有死的，有的企业会破产，新的企业会出来。总之，这些东西就是市场经济中所反映的灵活性和弹性。

　　上世纪80年代时，曾经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说，市场经济在中国会不适应。那时候，中国经济还刚开始转轨。就像红绿灯，街上有红绿灯，但是驾驶员是色盲，所以红绿灯亮不亮跟驾驶员没关系，不用考虑价格、汇率什么的。真要考虑问题，第一，体制改革设计的目标到底对不对就成问题了。另外就涉及很大的问题，如果认为这些弹性几乎都是零的话，预测会和认为有灵活性的表达是非常不一样的。从技术上来讲，在简单的财务计算方面，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传统的经济模型多数采用的比较僵化、缺乏弹性的、技术系数不变的假设。

　　而另外一些模型，在计量基础上所建立的模型，比如说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或者是带有现在的生产函数和效应函数非线性的模型，可能在这方面表达的更加充分一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十一五”规划。这个规划，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既然又要做规划，同时又依靠市场的力量，他们中间实际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数学所说的昆文塔克定论，它能够把规划和均衡相互联系起来。

　　当然，除了这些模型，更重要的还是人在其中所做的判断。现在不管中国面临这种挑战，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存在这种挑战。美国发生了“9·11”，发生了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的破裂，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格林斯潘的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发现当时预测所说的那么严重的结果，正是因为经济中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这种灵活性拯救了可能所出现的更大的灾难性的冲击。因此，一个经济在应付未来，包括我们所设计的战略中，经济的灵活性问题是重要的，同时它会产生重大的差距。

　　最后一点，有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传承过来的，所以经济中的灵活性比较小。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灵活性相当强。中国经济的灵活性主要不是来自传统的因素。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数量巨大的务工农民进城打工，数量非常大，灵活性非常强。另外，这么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东西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极大的灵活性，他们有很强的掉头的能力，自我调整的能力——从产品的调整到投入的调整。今后，中国经济既存在经济灵活性增加的方面，也存在着减少的方面。从增加方面来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朝向市场化的改革，这些市场化的改革使经济中的灵活性越来越增加。同时，民营经济的比重的加大，中小企业的比重的加大，都给中国经济带来灵活性。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变得富裕，也有灵活性减少的方面。比如说，福利保障的提高和福利保障的确定化，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组别也开始进入更有效的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的预测会更准一些还是更差一些，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我们的经济预测的理论、方法、处理数据及模型上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经济中这种灵活性和可变的因素。这也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来评估和判断所使用的各种假设，要求我们有目的地在现存的数据中来挖掘各种用于预测的弹性关系——也就是反映灵活性的关系。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预测工作的一些基本的想法。我们希望，这次年会对2006年有一个很好的预测，对各项即将出台的改革措施也有一个很好的预测和提供很好的决策参考。我在这里再一次申明，我所强调的是思维、模型和对数据的使用粗浅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财经杂志保留《财经》年会版权，经授权在新浪网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