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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教育不同于中国其他产业的改革，在国家的机构系列中，它们划入事业单位，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是披着公共色彩的领域，因此，就有了白衣天使、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道德荣誉。去掉这一层光环后，借用一个医学术语，我们把这两个行业麻醉后做手术发现，白天他们不管是小布什还是王菲，在手术台上都是一个生物体。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医改的手术才能看清问题。
医改的保守派们最大的护身符是“人民的生命安全”。拉斯韦尔在50多年前写过一本小书《政治学》，文章中曾这样尖锐地写道：凡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去推行自己“象征”的，是精英对于群众的三大控制手段；凡以公共为名的去获取公众支持的人，一定是政客。阻碍医改的人也并不例外。
虽然一个关乎人命，一个关乎人的灵魂，但在欧美或者说我们就近的香港与台湾，看病与读书是最基本的生活，没有北京人这么苦。我们的苦来自于一个被“神圣”扭曲了的行业。就是关乎人命，经济学的灵魂也无处不在，一个下刀的医生其道德诉求我们无从把握，但一个职业的医生其职业道德不是以人民的名义，而是以一个职业人的名义来进行的。为什么？他有合理的薪水，有合适的社会尊重，有自由的职场，反而他的身上聚集了优秀的人道精神。
在北京，你去一个体检中心，从护士到医生都很客气，因为你是客户，体检中心只是一部分市场化了的医疗机构。公有医院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改进。中国在1988年走出价格改革时的雷区何其难也，现在，我们还害怕买不到粮食吗，可是在1988年，城市粮油关系是一种多么重要的生活绳索，就像今天的医疗和教育一样。
至于大家担心的寡头出现，在医疗产业简直不会出现。引入多元股权，就会出现竞争；出现竞争，就会打价格战；价格战之后，只有凭服务才能获利；引入几十个或上百个竞争者，永远也不会出现价格勾结，因为它们的竞争单位是碎裂的个体医院。即使出现数个大的医疗集团，不管它多么大，只要给以反垄断的制度安排，寡头决不会出现。
王正鹏：回族，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晨报财经中心主任。
（晓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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