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仰融：期待拯救华晨

　　他期待着那个能让他把百分之一的可能变为百分之百的机会，三年间来他始终密切关注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走向

　　文/本刊记者刘涛

　　在近20年来所有登上本刊封面的人物中，仰融应被归于在商业与人生中经历大沉浮、 面临大取舍的一类。三年前他霸气中带着几分孤傲，被本刊称为“汽车行业的颠覆者”。如今他身在海外，有国难归，一手打造的华晨已经走到奄奄一息的危境。

　　2005年11月8日，身在美国的仰融在接受本刊电话专访时意味深长地感慨道：“人只要有了自由，阳光就永远普照”。孙中山先生的这句名言对于他这个三年来经历重大变故的人来说意义非常。“伟人的话值得后人体味，而且当你的人生应验了它，感受就更加深刻。”仰融说。

　　华晨往事

　　2002年初，我们首次造访华晨，跃入视线的是企业的一派盛世。那时金杯海狮是中国轻客市场的一枝独秀，长期稳握半壁江山，利润直逼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那时中国第一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轿车“中华”已经在沈阳下线，华晨与

宝马的合作就在眼前；那时仰融对华晨与罗孚、雷诺、通用的合作讳莫如深，悄悄地在华晨的汽车路线图上绘制着“五朵金花”。

　　本刊曾对仰融的造车思路做出如下总结(见本刊2005年第16期《华晨：一个自主品牌的悲歌》)：第一，自主研发与合资双管齐下。一手为华晨的自主品牌轿车在全球配置资本、技术、人才资源；一手在不同的产品线上形成与多家国际级厂商合作的格局。第二，不将投资局限于汽车产业，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均有涉足，以图在资金、资源上和汽车产业形成嫁接。

　　然而，先行者往往无法预知脚下的路会在哪里存有陷阱。2002年6月，仰融与地方政府因对华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产生分歧而引发企业产权问题上的纠纷，不肯让步的仰融被迫出走美国。之后，辽宁省政府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对仰发出批捕令。仰融则在美国把前者告上法庭，要求恢复其价值6.4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包括在华晨中国39.45%的股权。

　　出走前夕，仰融在他最想不通的时候曾到五台山，期望在另一种境地中寻到答案与解脱。当他挥别上百亿的资产来到美国之后，心绪的复杂可想而知，但失落、漂泊的感觉很快就不存在了。“思想充实了就很少有这种想法。我不是一个人逃到外面去，我是回家，我的家人就在这里，现在是团圆了。而且，我没有偷、抢，没有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我的心里是坦荡的，没有负罪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仰融对本刊说。

　　同时，他也再次于宗教中体味到温暖，找到一种回归。起初，仰融的很多老外朋友担心他想不开甚至自寻短见，不断地给他送来基督教方面的书籍，为他讲经说法。“实际上我没有他们想的那么悲观，但他们不懈地努力，那种不能拒之门外的精神真的感动了我。”仰融说。2003年2月，仰融参加了在华盛顿每年举行一次的祈祷早餐会，并于当年12月7日加入基督教。

　　身在海外的仰融在精神和心态上寻求到一种平和，而华晨这三年来的业绩却令所有后来的掌权者蒙羞，让企业的创始人痛心。三年来华晨管理层内斗、人事变动的消息层出不断，累计亏损近30亿，企业的生死就在一线之间。2005年6月在接收本刊专访时仰融这样说道：“从1991年于沈阳金杯合资到2002年我离开，十几年来我对这个企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一个普通的确认产权问题变成复杂的国际问题，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下，没有什么不能通过协商来解决。”

　　自由与阳光

　　在仰融看来，华晨后来的经营者犹如书人玩剑、将军作文、老生酿酒，想把企业搞好是不可能的。“首先他们拿到这个企业是零成本，怎么玩都不觉得过分，这是最致命的问题；其次就是他们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仰融很是痛心地说道，“说句心里话，现在要为这个企业止滑需要的都不是一般的手段，成本非常高，被救活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那我对华晨是进还是退呢？出于对自己身心健康的考虑，我可以不去粘华晨，还能留个清名在，但如果我真的有机会接手华晨，我会义无反顾，宁愿减寿、减命也要挽救它的滑铁卢。如果不能回去了，我也会为华晨的明天祈祷，为它能再次得到重生而祈祷。”

　　仰融期待着那个能让他把百分之一的可能变为百分之百的机会，三年间来他始终密切关注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走向。对于前段时间龙永图与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关于中国汽车是否需要自主品牌的争论，仰融称他站在龙永图的一边。在他看来，打造汽车行业的自主品牌不同于其他行业，成本高，难度大。“龙永图是个现实主义者，自主品牌不是自己说有就能有的。中国的汽车企业被政府扶持了这么多年，如果它们想做、能做早就做出来了。应该面对这个现实。问问纳税人的意见，看他们同意让这些企业用国家财政款项搞自主品牌吗？很简单，不同意。”仰融说，“但是，像奇瑞、吉利这样的企业，它们现在有这个机会，一定要争一争。”。

　　对于自主品牌的发展路径，仰融认为它们通过投入大量的自有资金进行产品线的扩张，向中高级产品发展并不明智。把企业的资金储备和现金流等有限的财政资源全部投入于自主研发，必然会牺牲短期经济利益，对股东的回报也无法体现。长此下去，企业将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本土企业应该在微型车上做精做尖，积累实力。三五年后国际上必然有生产中级车的企业无法支撑下去，我们可以采用换股、吸收合并的发展，做到1+1=3。”仰融说道，“而企业出手的最佳时机就是当你的营业额是它的数倍的时候。在汽车行业，要想‘蛇吞象’是很难的。”

　　不过，造汽车并非是仰融未来惟一的选择。目前他还关注着与汽车相关的新能源的开发和保健品等行业。而未来二十年，他的一个最大愿望是，基督教的早餐祈祷会有一天能在中国召开，由他来策划、主持。

　　“人只要有了自由，阳光就会普照。”一切美好设想实现的前提是过去的“误会”能够和谐地解决。“我相信党中央倡导的‘三和’精神会落实到基层，”仰融说，“将来我会在北京接受你们的专访，这个‘将来’我想不会很远。”

　　仰融：《中国企业家》2002年第2期封面人物。

　　现年48岁，如今身在美国

　　年度背景2002年

　　这一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中共领导人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朱钅容基的不当“赤字总理”和不做假账是当年让人记忆深刻的两句话。

　　这一年，

中国经济总体上在平稳中前行。物价一直在1%的幅度浮动；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金融体制改革起步，但更具有实验色彩。

　　这一年，国有股减持正式叫停，中国股市的神经在错乱中生长，叫停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金融圈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裹尸布：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被关闭、鞍山

证券公司被撤销、蓝田案丑闻等；大批的金融界高官和高管相继被审查，其中包括王雪冰、朱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