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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并不会教人行恶，也不会逼人作恶，而是人作为主体在行恶时，体制未能实施有效的约束。
据报道，作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日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感觉自己在此事件中充当了“被人利用”的角色，并说“医德滑坡其实是体制问题”：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非常有良心的医生
，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医德滑坡源于体制之坏”与“成为败德借口是一个坏体制标志”两种判断，虽然都指向了坏体制，但逻辑关系是完全相反的。前者意味着医生的道德本来是很好的，是一种坏的体制逼着他们道德败坏，体制是道德败坏的施动者，他们是无辜的被动者；而后者的逻辑是人性本恶，而且在行恶后有一种推卸道德责任的本能，一种好的制度能约束人的这种恶，坏的制度不但抑制不了这种恶，反而会成为行恶的借口。
体制并不会教人行恶，也不会逼人作恶，而是人作为主体在行恶时，体制未能实施有效的约束。当一个体制很容易成为道德败坏的借口时，表明这种体制不但约束不了道德败坏，甚至连自我维护的价值基础都荡然无存了，而这正是坏的标志。
在医德滑坡中，到底是医生在行恶，还是体制在行恶？显然，肯定是医生。医德滑坡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存在，它对应着现实中许多实在的人作着实在的恶，它可以具体地表达为一个医生乱开大处方，一个主任乱改病人病历，一个护士长滥拿回扣等等，而抽象存在的恰恰是体制。体制最根本的责任在于防止人性之恶，一个好的体制往往是以“人性本恶”为制度前提从而定位于“如何抑制这种恶”，而坏体制往往坏在“人性本善”的前提预设上。无论体制好坏，人总会有恶的冲动，只不过好制度能抑制人的恶欲，而坏制度不仅不能，反而会成为作恶的借口。
所以费这番听起来有点绕的口舌论述“体制并不会教人行恶，人才是恶的主体”这个问题，源于如今在医改体制的反思中，许多“坏的东西”全都归咎到抽象的体制头上去了。从医院到医生，从药商到管理部门，都在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医改的受害者，每个冷漠的医生都借“医德滑坡是源于体制”的论调，推卸自己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曹林）
（晓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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