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

　　■汪海波

　　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之一。在“十五”期间即将结束、“十一五”期间即将开始时，剖析“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采取相应对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十五”期间投资率趋于巅峰，消费率跌入低谷

　　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运行轨迹及其与我国“十五”时期之比较

　　如果仅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情况来看，世界各国投资率与消费率运行轨迹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而消费率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依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０年期间，１０１个国家平均投资率由１３．６％上升到２３．４％，消费率由８９．８％下降到７６．５％。依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的资料（以下简称世界银行的资料）在１９７０年—２００２年期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由２５．６％下降到１９．９％；消费率由７４．２％上升到７９．６％。决定这个特征的主要因素，是在上述期间世界各国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就其与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变化相联系的角度说，这个过程包括三重含意：一是在产业结构方面，先是第二产业比重较第一产业比重上升，后是第三产业比重较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二是在需要结构方面，先是对工业品需求的比重上升，后是对服务业产品需求的比重上升。而就对投资的需求来说，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投资多，发展第三产业需要的投资比发展工业要少。三是在储蓄率方面，伴随人均收入的提高，储蓄率也是由低走高的。而这一点正是投资率由低走高在资金方面的基础。事实也正是这样。上述的１０１个国家在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０年期间储蓄率由１０．３％上升到２３．３％。与此相联系，投资率也由１３．６％上升到２３．４％。但在二战以后，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是有国家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对投资的推动作用趋于平稳。同时，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公平的原则得到较好实现。特别是伴随公共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一方面从税收方面遏制了企业主投资需求的增长；另方面，增加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提高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从而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这些因素以及其它相关因素的作用，又使得储蓄率在上升到一定阶段后又趋于平缓下降。依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１９７０年—２００２年期间，世界各国储蓄率由２５．８％下降到２０．４％，在２２年间下降了５．４个百分点。上述三点就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储蓄率这三个极重要方面决定了投资率由升趋降、消费率由降趋升的过程。诚然，上述各点主要是就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说的。但正是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了大部分，从而主导了包括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趋势。

　　第二，以上是就世界各国投资率和消费率总的趋势说的。但是，在实际上，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以上三类国家２００２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４３０美元，１８５０美元和２６４９０美元）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轨迹是有很大差别的。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５．７％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２５．２％，再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９．７％；中等收入国家由１９７０年的２２．９％上升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７．２％，再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３．４％；高收入国家由１９７０年的２６．５％下降到２００２年１９％。可见，在这３２年中，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前者上升时间经历了２５年，下降时间经历了７年，后者分别为１０年和２２年），只有高收入国家是逐步下降的。与此相应的是这些国家消费率的变化过程。这是其一。其二，上述数字同时表明：直到２００２年，上述三类国家的投资率也还有很大差别，依次分别为１９．７％，２３．４％和１９％。其三，投资率由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世界各国也有很大的差异。就世界各国的平均投资率来看，这个拐点大约发生在人均收入１０００美元，但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不到１０００美元，低收入甚至不到４００美元。

　　将上述世界各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轨迹与我国“十五”期间的有关情况做一下比较，就可以清楚看到：第一，我国投资率由１９５２年２２．２％上升到２０００年（“九五”时期的最后一年）３６．４％以后，“十五”期间仍在继续上升，到２００４年上升到４３．９％，２００５年还要上升。可见，我国投资率的上升时间，已经长达５４年。这个数字比上述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的上升时间长了３４年，比其中低收入国家长了２９年，比中等收入国家长了４４年。第二，２００４年的投资率比２００２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高２４个百分点，比其中的低收入国家高２４．２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２０．５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高２４．９个百分点。第三，即使在２１世纪初人均收入已经超过１０００美元以后，投资率也没有出现由升到降的拐点，还在继续上升。总之，与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的运行轨迹相比较，我国投资率上升时间最长，当前投资率最高，出现拐点的时间最迟。当然，其中有众多不可比因素。但这不会根本影响这个结论。

　　二、“十五”时期投资率和消费率运行轨迹与前九个五年计划时期之比较

　　我国“一五”时期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２４．７％和７５．６％，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大跃进”时期分别为３８．１％和６１．５％，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经济调整时期分别为２１．９％和７７．２％，“三五”时期分别为２８．３％和７１．４％，“四五”时期分别为３４．１％和６５．６％，“五五”时期分别为３５．５％和６４．６％，“六五”时期分别为３４．５％和６６．１％，“七五”时期分别为３６．７％和６３．４％，“八五”时期分别为４０．３％和５８．７％，“九五”时期分别为３７．６％和５９．４％，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分别为４０．９％和５６．８％。可见，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较，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投资率是最高的，消费率是最低的；投资率最多要高１９个百分点，最少也要高０．６个百分点；消费率最多要低２０．４个百分点，最少也要低１．９个百分点。

　　上面做的是各个时期的比较。如果做年份比较，其差距更明显。２００４年投资率高达４３．９％，比最低的１９６２年高２８．８个百分点，消费率只有５３．６％，要低３０．２个百分点；比“大跃进”期间投资率最高年份１９５９年高１．１个百分点，消费率要低３个百分点；比改革以来投资率最高年份１９９３年也要高０．４个百分点，消费率要低４．９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到２００５年投资率要进一步上升，消费率要相应下降的情况，那上述差距还要大一些。

　　如果考虑到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固定资本形成比重上升，存货增加比重下降的情况，那末，这期间实际形成的投资率比重比上述情况还要高一些。这期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和存货增加比重分别为９９．０３和０．９７。前者比“一五”时期要高３１．５个百分点，比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要高２２．５个百分点，比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要高１４．８个百分点，比“三五”时期要高２４．３个百分点，比“四五”时期要高２１．３个百分点，比“五五”时期要高１７．２个百分点，比“六五”时期要高１６．７个百分点，比“七五”时期要高２０．６个百分点，比“八五”时期要高１３．５个百分点，比“九五”时期要高５．７个百分点。可见，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１年，同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固定资本形成比重是最高的，最多高出３１．５个百分点，最低也要高出５．７个百分点。其对应的数字，就是存贷增加低出的数字。这些数字进一步说明了投资率过高的严重程度。

　　如果再考虑到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政府消费比重上升和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那就可以进一步看到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严重程度。这期间居民消费比重为７８％，政府消费比重为２２％。居民消费比重比“一五”时期下降了５．５个百分点，比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下降了４．８个百分点，比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下降了５个百分点，比“三五”时期下降了５．４个百分点，比“四五”时期下降了３．２个百分点，比“五五”时期下降了０．８个百分点，比“六五”时期下降了０．９个百分点，比“七五”时期下降了２．４个百分点，比“八五”时期下降了０．６个百分点，比“九五”时期下降了１．４个百分点。可见，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居民消费率是最低的，最多低５．５个百分点，最少也低０．６个百分点。

　　总之，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较，“十五”期间的投资率是趋于巅峰，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更是如此；而消费率则跌入低谷，居民消费率尤其这样。这其中也有许多不可比因素，但也不会根本改变这个判断。

　　（作者单位：

中国经济年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