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底稿：克什米尔公主号留下的时光

　　文/傅颐

　　熊向晖和尔·纳·高的相识和交往，缘起于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

　　这一年，中国政府为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两架飞机，其中之一便是“克什米尔公主号”。4月11日，这架载有中国、越南代表团人员及中外 记者的客机，在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坠毁。事发前，香港当局虽获悉中方提供的蒋特暗害的信息并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但由于没有检查飞机，敌特的破坏活动还是得逞。中印等国成了恐怖活动的受害者。

　　案件发生后，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英国政府同意与中印两国合作破案，并欢迎中方提供相关情报。随后，受两国总理委派，印度中央内务部高级刑事警探人员尔·纳·高和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熊向晖，共赴香港，执行任务。周恩来给熊向晖的任务是：经高氏向港方提供情报并报回港方的破案情况，代表中国政府就案件的处理向港英提出意见和建议。周总理对熊向晖说，这个案子很复杂，我们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如果不拉住印度，我们就孤单了。拉住印度，但不是乞求印度。中印双方都是受害者，但对案件的看法和态度也不会完全一致，要参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处理。

　　5月18日下午，中印官员抵港后不久，高氏即将中方情报面交港督葛量洪。这份情报指出，暗害活动系由台湾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所策划；具体执行者为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破坏飞机的炸弹是美国供给的小型定时燃烧弹，由台湾运交香港特务机关……当晚，香港警察司署政治部根据中方情报进行搜查。翌日，警方将结果通知高氏。警方称，周驹在18日上午10时16分从机场下班后迄未回家。后又称，周驹在18日上午10时潜逃台湾，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港方请高氏转告熊向晖：请中国方面不要公布周驹逃台消息，以利破案；追回周驹希望不大，但此次谋杀后面必有主使人，港府决心将这些坏蛋一网打尽，乞求中国惠予合作，继续提供情报。

　　熊向晖表态说：这就证明中国的情报是准确的。我想请港方答复以下问题。一、为何周驹恰巧在5月18日中印代表抵港的这天上午逃走？二、飞机不同火车、轮船，怎么会有潜乘者，何况是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三、为何周驹会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四、港方提及周驹的时间和事实为何前后不一致？听到中国同行这么讲，高氏很佩服。他坦诚地说：熊先生，换作我，我也会提前三个问题。但后一个“时间差”，我忽略过去了。凭这一点，你比我高明。我将立刻报告香港政府。熊向晖的表态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赞同。以后，为继续合作破案，中方答应不公布周驹出逃的消息。

　　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案的处理，是一项错综复杂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香港是蒋介石特务活动和破坏活动的中心。港英当局虽曾几次采取行动并逮捕了不少嫌疑犯，但无孔不入的蒋特分子还是充任了案件的翻译和审讯人员，严重干扰了破案工作。周驹逃台，就是政治部的蒋特分子李福基走漏了消息。在中印的压力下，港方不得不将李福基调走。

　　在三国合作期间，印尼政府根据国际民航法组成调查委员会，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调查。5月27日，委员会发表报告，证实飞机失事系因定时炸弹破坏所致。在确凿事实面前，香港当局发表特别公报，承担了缉凶和惩凶的责任。

　　飞机坠毁原因查明后，尼赫鲁总理派出印度情报机关总负责人马利克赴港，视察印机案的进展。6月2日，马利克在同熊向晖交换意见时说：飞机案有政治和法律两方面的问题。在政治上可以相信是蒋介石特务进行了破坏。但如果法律没有证据就不能成立，请中方继续供给材料。马利克表示，印度对香港法庭判不会有任何异议。熊向晖就此判断印方态度发生了变化。印度在证实自己的清白后，对惩办蒋特罪行并不太积极。熊向晖马上将情况电告北京。6月4日下午，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周恩来说，马利克谈话中的两点我们不能了解。“如果英国政府不愿意继续合作，或者只是声明合作而实际上不能采取具体行动，反之倒要我们提供法律证据，那么印度政府认为对不对呢？”“我们是被害者，印度也是被害者，希望印度站在我们方面，而不要站在香港政府方面这一边。” 经过周恩来坚决的表示，印度很快澄清了马利克的态度。尼赫鲁转告周恩来，印度将尽一切力量彻底调查飞机案。此次派人去香港，就是要看一看，怎样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尼赫鲁还说，对周总理的焦虑，他有充分的同感。经过周恩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印关系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促进了彼此的合作，取得有益于双方的结果。

　　9月3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港英政府宣布缉拿周驹，要求台湾将周驹交回香港受审，“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大白于天下。但因港英当局未能将凶犯引渡回港法办，中国政府认为，英国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高氏和熊向晖密切合作89天，出色完成了本国政府赋予的使命。高氏对中国友好，也很精明能干。他发现中国的清政府既没有割让也没有出租九龙城寨，这是中国的领地。周总理后来夸奖高氏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还不知道九龙城寨是中国的领土，是你发现后告诉熊向晖的。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我应该感谢你。

　　高氏回国后，曾数次向熊向晖赠送礼物，表示友谊。熊家至今还存有高氏相赠的一只做工精致的印度翘脚鞋。1984年10月29日，已任印度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高氏受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委托，不公开地出访中国，促进印中关系。到中国后，经有关部门联系，高氏和熊向晖约定于10月31日晚会面。没想到，这天下午，英·甘地夫人遭枪击去世。高氏紧急回国，不久引咎辞职。两人终未能见上一面。

　　1997年，熊向晖撰文披露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真相，并去信高氏表示友好的问候。高氏回信说，我还愉快地记得1955年我们在香港共同工作的时光，还有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对我的关心。如有机会来新德里，请一定和我联系。

　　高氏对周总理充满了敬佩之情。回国前，周总理接见了高氏。高氏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钢笔，想记下周总理谈话的要点。一不小心，墨水弄脏了手。周总理转身从舆洗室拿来一块热毛巾递给他。这个细微体贴的举动让高氏非常感动。临走时，周总理送给他一套精美的景德镇

瓷器，高氏精心保存了几十年。

　　2002年和2005年，82岁高龄的高氏和86岁高龄的熊向晖先后去世。在生前，他们见证了中印间的友谊，也留下了两国情报界通力合作的佳话。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