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算了一笔帐，干同一件事，在世界平均状况下，每花一美元，在中国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美元成本中，生态环境占0.17元，结构不合理与管理不善占0.08。据世界银行估计，由于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相当于3.5－8％的GDP损失。中华环保联合会通过《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及中华环境公众信息网发布公众调查问卷，征集民众对“十一五”环保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结果显示，94.9%的公众认为环境保护已相当紧迫，更有97.5%的公众赞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制度基础的核心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主导下的增长最大特点就是追求规模，与GDP等经济增长的硬指标比起来，环保法规的威力似乎远不足以遏制某些人追逐政绩的热情，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实施已一年多了，但未经环评就开工建设的项目或“先上车，后买票”的现象仍屡屡出现。有些人至今还在错误地认为“环保就是在阻碍发展”，或不惜违背经济规律，不顾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资源，盲目投资，或将GDP指标层层分解到各个单位和部门，甚至在数字上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一些原本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服务业方面很有优势的省市，却要向“重型化”转型，一些严重缺水的地区，却把大量耗水的冶金和化学工业确定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上，尤其是2002年以后我国已出现污染全面回升和日益加剧的“煤电油运”瓶颈，同时，有些项目在大“起”之际已隐约可见大“落”因此推进规划环评，就是推进战略环评，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能源已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28%，水泥占50%，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跃升至近70%，重化工业增加值占到近40%。从我国的资源生产率来看，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从单位ＧＤＰ产出能源利用效率上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以日本为１个单位做比较，意大利为1.33，法国为1.5，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加拿大为3.5，而我国高达11.5。国际竞争的压力，许多出口商品因为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而收益比较低的严酷现实，也迫使我们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尽快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工艺，逐步形成有利于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合理的产业结构。
从环保法律制度上来看，配套立法迟缓，行政处罚种类单一，处罚力度偏弱，目前环保部门对违规项目最高的处罚金额也就是20万元，法律经济学有个观点，违法成本高才能有效遏制违法，对于投资几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大项目来说，20万罚款还不到九牛一毛。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当前，许多地方环保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着“帽子”、“票子”、“权力”等三方面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环保部门及环保法律法规已成为“稻草人”或“橡皮图章”。二是环境执法者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破坏环境罪”，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司法解释，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环保的执法力度和效果，不仅造成“生态破坏无处不有，环境污染无孔不入”的严重恶果，也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再看看下面两组数据：一、去年全国共出动整治违法排污执法人员一百三十一万人次，检查企业六十万家次，取缔关闭违法排污企业六千四百六十二家，限期治理六千七百五十五家。二、去年山西、河南、四川等十二个省发生暴力抗法事件上百起，环境执法受阻事件四千四百余起。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数据，每年我国因烟尘、酸雨、光化学烟雾、可吸入颗粒物形成的复合型污染，直接导致17.8万人死亡。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环境的破坏促使民族生存空间收缩，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除去自我能够接纳3000万人外，有1.5亿人将沦为生态移民。
目前我国共有660座城市，其中2/3缺水，110座城市严重缺水，由于缺水，每年工业总产值的损失大约在2000亿元人民币。最近几年，农业每年缺水都在250亿到300亿吨之间，使33亿亩的土地收成受影响。影响粮食产量大约在250亿到300亿公斤，按每公斤0.6元计算，每年也有150亿元的损失。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目前正式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位居第一。中国位居133位，全球倒数第14位。我国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否则，中国的发展总有一天会打破自身的平衡，打破世界经济格局的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既缺乏单个企业、又缺乏区域乃至全社会层面上的环保经济的相应法律规定，也缺乏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专门用于污染治理的环保专项税费体系。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中国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中国之人口和环境资源现状，“先污染”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但“后治理”需要整个社会付出难以承担的代价。
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有序地通过三个基本台阶，实现三大基本目标，才能真正地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门槛。首先，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的“零增长”，其次，实现物质和能量消耗速度的“零增长”，再次，实现生态和环境恶化速度的“零增长”。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直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社会理想，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良性循环的社会应从发展阶段开始塑造，才不会走弯路，才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我国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有限资源，正在危险地承担着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发展压力。由于国内资源不足，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将达到70％和50％。中科院提供的一份资料指出，中国现有的水资源只适合供养4.5亿人；现有的土地资源，只适合供养10亿人；已探明的能源储量资源，也只适合负载11.5亿人。世界银行在第60届联合国首脑峰会最新报告中，将贫富标准添加了另外几大内容：产出资本、自然资源、人的技术和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发展经济的路径、方式和手段，加快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修改土地管理法、水法、建筑法、电力法、煤炭法等，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听惯了“地大物博”，却忽视了“人口众多”的现实，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将中国经济的比较特点概括为：世界影响力比较大，国际竞争力比较小。经济总量排名靠前，但经济质量、经济水平、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和绝对速度差距明显。可以说，当前我们面临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资源的短缺，而是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安徽淮北市分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