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扩大就业面临的体制性障碍

　　中央布置明年经济工作时，在宏观调控方面提出，要努力调整投资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加快推进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认为，扩大消费、增加就业和突破创业和就业的体制障碍是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要互相联系起来，制定和实施连动的政策措施，才能完成明年的经济工作任务。

　　创业和就业是扩大消费的主渠道

　　中央之所以提出坚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因为其面临的严峻形势在于：2004年城镇人口就业率从1990年的56.44%下降到了48.70%，按照1990年的就业水平，再把当时的城镇人口失业率算上，2004年城镇人口中应当工作而没能工作的劳动者约5000万人。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550万左右，农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1000万左右，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需要再就业的450万左右，消化往年失业需要就业岗位400万左右。共计2400万人需要就业。可以看出，扩大就业已经是非常非常紧迫的经济和社会任务了。

　　中央提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是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在于投资的不稳定性，消费薄弱使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在于消费决定于就业。如果城镇闲置的5000万人能就业，每年剩余的1000万人也能就业，按照一个劳动力年平均工资15000元计算，每年充分就业形成的工资总额就为9000亿元，假定70%用于消费，消费开支6300亿元，再加上消费乘数，可以扩大消费15750亿元。假定其是由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导致的消费支出形成的一部分GDP，2004年的GDP总值就为152625亿元，其中消费为89115亿元，投资为60088亿元，消费在GDP中比例就可从上升5个百分点。

　　要突破抑制创业和就业的体制障碍

　　中央之所以提出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因为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也严重抑制着创业和就业的扩大。从世界各国的规律来看：许多国家劳动力的65%-80%在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就业，一国企业的99.5%以上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平均人数是9—15人，而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数量是45—55个。我们国家，只有53%的劳动力在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不到10个。

　　实际上，从到国外做生意的国人看，中国人在创业和投资冒险方面并不笨，也不是没有承担风险的精神。原因在于相关部门的收费、罚款和繁多的审批、许可，使创业者几乎步履维艰，创业异常艰难。因此，在中国创业和就业面临的是一种不适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导致中国就业日益严峻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关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审批、乱许可。中国因相关部门收费损失的就业机会，如果按照向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3000亿、2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计算，估计至少在1500万左右。

　　扩大就业关键在减少和取消政府的各种收费

　　只要能实实在在地将个体工商户、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的乱收费减了，将乱审批和乱许可减少，创业就会活跃，就业机会就会自动扩大。如果轻税无费，少审批，每年再新增加100万个微型和中小企业，平均一个创业者再带领和吸引5个人就业，增加100万个个体工商户，平均3个人就业，中国每年将会再增加900万个就业机会，就业问题就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2005年6月19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从七个方面清理收费的文件中强调，要继续清理行政审批收费，坚决取消不符合建立统一市场要求、歧视性的地方保护收费；认真检查落实国家明令取消的行政审批收费项目和降低的收费标准；严禁将国家明令取消的行政审批收费，转为服务性收费继续收取。特别是重点治理向非公有制企业乱收费。坚决取消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歧视性收费规定。

　　考虑到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目前最为迫切的，我认为，是彻底解决严重抑制创业和就业的收费部分，对于工商、质检、城管等影响创业和就业类的自收自养型收费，中央和各级财政要拿钱置换其自收自支或者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实实在在地进行解决。废除目前实行的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财政不下达收费和罚款任务，超收不进行奖励；政府的执法部门，如工商、质检、城管、环保等等机构，尽量减少罚款项目和降低罚款额度，特别禁止为罚款而罚款，执法与利益相分离，收费与执法相分离，罚款等由财政专门部门结算，并且其罚款收入与利益无关。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