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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１２月５日上午，我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直播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与监管新进展等情况。刘明康当然谈到了关于“贱卖银行”的问题，阐明了银行业改革、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绝不是“银行贱卖”。
自打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开始上市之后，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指责这是甩卖、贱卖国有资产，有人则认为这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必经之路，说“只有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才能彻底摒弃旧体制下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国有银行才有可能走出困境”。刘明康主席在发布会上用了较长篇幅、以及“明证”、“雄辩”等词语，证明了不是“贱卖银行”。从口气上，我听到了外柔内刚的强硬。我不是银行业“业内人士”，我只是以一个银行客户、一位旁观者来说事，体现伏尔泰所言“誓死捍卫”的“说话的权利”，说些形而上的常识层面的话。我绝非想陷入论争，而只是说：出现反对的意见是好的，听听反面的声音是必要的。
作为一种对立面，“反对声”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因为从常识层面看，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一意孤行、恣意妄为，从而使主事者审慎行事。“人声鼎沸”比“万马齐喑”要好。无论是国是论衡，无论是行业改革，无论是具体决策，如果总是“鸦雀无声”，恐怕就是“大事不好”。为什么有些改革喜欢“悄悄地进行”？因为懒得甚至害怕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反对的强音。暗箱操作、悄悄进行的改革是危险的，因为用小圈子里几个人的智慧、在缺乏民主的决策下行事，通常都是不保险的。金融业改革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通常认为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我也以为，金融是一个国家的“无形国防”，所以，对于这样的改革大事，多几个人插嘴并非坏事，倒是很需要倾听对立面的声音，尊重发出反对声音的人。
说实在的，银行业改革改了那么多年改到最后也没招了。效益滑坡、腐败层出、前景不妙。这是很急人的。为了多抓一点收入，连银行卡收１０元年费的可怜招数也使上了。与整个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一样，银行业改革也要“过大关”。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失去改革意愿是可怕的。有些行业曾经进行的改革，比如医疗体制改革，有一种看法就认为是“不成功”，从而成了被反思的对象，但我相信没有人会从整体上否定这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说今后不要改革了；把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的人是蠢蛋，这是一个常识。但是，改革的“牛鼻子”在哪里，如何渡过“深水区”而不翻船，这是要审慎和重视的。因为，在“深水区”是无法挽起裤腿“摸着石头”就能过河的。金融银行业的这些重大改革，如果是以“摸着石头”的心态与手段进行改革，那是比较危险的。
在对立面的反对声音中，大抵认为如今的银行改革是“急病乱投医”，改革路上一找就找了个外国的“医药代表”。曾有论者就拿当年高盛购买平安保险为例，说人家老外拿３５００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１１年间共获利９．７亿美元，那投进来的丁点美元完成一次中国之旅后回到美国，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和高利润，这样的回报太爽了；而中国当年拿来的那点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１１年间大约只获得１５００万美元的收益，感觉“亏大了”。在“反对派”的眼里，银行更是一块“大肥肉”，只是现在的治理体制将它弄成了“臭豆腐”；外资进来了，是吃掉这块“臭豆腐”，吃着香，而自己呢，只是用鼻子去闻，那当然是“闻了又闻，臭而又臭”。所以，他们大声疾呼“不要贱卖银行的国有资产”。发出这样声音的，可能会有些过激，但是，我希望主事方万不可将其看成是影响自己的政绩、损害自己的形象。
在我看来，银行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银行本身的问题，而是对银行的治理体制问题。我就不相信中国的银行家就不如外国的银行家聪明。“问题在银行之外”，也就是，问题的“牛鼻子”是“管着银行的治理体制”而非“银行内在的管理机制”。在现有的治理体制下，银行的高管其实是“高官”而不是“高管”，一切行为都渗透了对上负责的政绩意识。有意思的是，就是刘明康在发布会上也不忘以政绩报告的形式进行政绩发布，比如花了很长篇幅来谈银行为防治禽流感、为松花江污染事件所作的贡献；对银行系统反腐败，也是挖了多少案件抓了多少人挽回损失有多少与往年同期相比数据变化怎样。官场文化的渗透力是极强的，何况银行那么多年浸淫在官场怀抱里。刘明康主席是“银监会”主席，听了全场发布会，我就感觉到他的身份仿佛更接近于“银管会”主席、“银官会”主席，因为听不出多少“监”的特色。其实这也不能怪刘主席本身，这本身就是治理体制所决定的，他也是官员（正部级？），也要对上负责；而“银监会”与国有银行更是“一家”，都是“自己人”。
中国最大最核心的改革不推进，也就是改革的“牛鼻子”不抓牢，下面各行各业属于中观层面的改革都注定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事倍功半的。实践是检验成败的必要路径，中国银行业改革能否渡过“深水区”，只有用时间和实践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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