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青企协：第几种力量

　　本报记者 房煜 温州报道 11 月 27 日 下午，参加完温州青年企业家协会十周年庆典之后，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匆匆赶往机场。路上，他感叹道：“这样的活动，恐怕也只有温州这样的地方才操作得起来。”

　　柳传志对很多人说过，温州企业家是全国最活跃的团体，值得大家学习。但他是第一次来温州。所以，当担任青企协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的20多位温州“老板”——他们 是从世界各地赶回来开会的，有些人则是推迟了出国的计划——集体亮相宣读《青年企业家宣言》时，像他这样的非温州籍企业家，还是大感意外。

　　来自内地的海星集团董事局主席荣海说：“在温州，感受到了很多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之处，但是温州企业家的这种抱团精神却是最让人震撼的。”

　　所谓青年企业家协会，并非温州所独有。与其他地方一样，温州青年企业家协会也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是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和市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不过，在各地，青企协一般只是共青团联系青年企业家的纽带，而温州青企协不同，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组织的商会。

　　一

　　温州商会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署，温州开埠，洋货涌入，当地小商品生产和自然经济备受冲击。温州商人开始组织同业公会，以求自保。近现代，民间社会逐渐消亡，真正意义上的商会不复存在。直到1988年，温州三资企业联谊会、温州食品工商同业公会、温州百货针纺同业公会先后宣布成立，温州重新出现了非政府组织的行业商会。

　　现在，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温州商会。在全国各地，至少有 122 个温州异地商会，而在温州本土，据说已有104个由行业自组织的商会、协会。

　　与其他地方不同，温州人皆以商会为荣。有人分析，温州商人的这种“抱团”，本质上是摆脱了大共同体束缚、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群体应该是小农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新生力量。也有人认为，温州商人之间的自组织，是一种有利于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封闭联盟，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化交易机制，正是缺乏政府的产物。

　　关于“抱团”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温州人想去欧洲做生意，即使他不懂当地的语言，也没关系，他的同乡会把电话一站一站的打过去，帮他做好必要的联络，直到他到达那里。

　　对此，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从历史上看，温州人多地少，多以打鱼为生，很早就有了合伙合作的历史，比如共同出钱造一条渔船；从文化上看，现在的温州人多是移民后代，出门靠朋友，离不开信义二字；从经济上看，低、小、散曾是温州产业的主要特点，一旦走出去，就发现自己无力与规模更大的企业抗衡，就需要“合十指为拳”，形成自己的产业集群，在一条产业链上形成合力，才能生存下去——而商会就是这种产业集群的产物。

　　不过，在历史文化制度的分析框架之外，我们可以发现，商会组织作为新生力量在温州复活，也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机缘——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温州遭遇的诚信危机，使温州商会从此后得到了蓬勃发展。恰恰是危机拯救了温州，拯救了这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刷新了温州的商业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说当年温州之“假冒伪劣”，也有可商榷之处。因为在营销学中，低质低价是一种成本策略，有它客观的市场需求。不然，现在怎么会有一次性产品问世呢？但是，国营百货公司却把原本18元一双的合成革鞋子买成了118元一双的“皮鞋”，使终端客户蒙受损失，进而使温州的信誉跌到了最低点，“恶名”远扬。

　　这种情况迫使温州作出了沉痛反省。不过，我们往往只看到地方政府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所作出的调整，却忽视了温州民间商人的积极努力。实际上，与一百多年前一样，温州商会在一百多年后的重生，也是基于商人自救的产物。这种自发、自律的商人组织，从一开始就将诚信经营作为自己的主导文化，与官方背景的商会截然不同。

　　此外，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以外的人，不敢大胆而广泛地从事商品交易活动，温州人的商业行为，在相当一段时期受到外地人的歧视，所以，温州人只好以“抱团”的形式从事商贸活动，使得温州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

　　二

　　温州青年企业家协会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商会，不是一个行业协会。但它也不是那些被称为“二政府”的传统协会，洪振宁认为，温州青企协起初的作用，在于昭显民营企业的力量。因为，在政府仍旧控制社会资源的转型时期，民营企业需要集中力量与政府谈判，维护自身权益。这其实是商会的主要使命，也应该是温州青企协存在的理由。

　　洪振宁说，一般来说，各种行业协会和各地商会的工作重点，在于互相保护企业的专利和产权，共同研究市场、共同寻找商机、共同开展展销活动等，而温州青企协则是一个企业家集群，这些人可以来自不同行业，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络，促进企业文化的交流，共同提升营销理念，从而树立温州青年企业家的社会影响力。

　　“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促成了一个社会网络的形成，这个网络对于这些商人又变成了可开发、可利用的社会资本。” 洪振宁说。

　　可以看出，温州青企协一直致力于在政商之间营造一种协调、温和的氛围，而政府也乐于以此营造自己的“亲商”形象。通过这样的纽带，政府与温州青企协积极互动，帮助温州的企业家解决了诸多发展难题。

　　如今，温州青企协声名远播，有会员 253 名，涉及电器制造、贸易投资、轻工机械、

化工、纺织服装、皮革等多个领域，会长是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南存辉的本意，并不想把青企协的十年庆典搞成一个歌舞升平的纪念活动。他表示，近年来围绕温州商人出现了种种争议，而且已有妖魔化温州人的趋势，他希望借助这次活动，梳理外界的评议，让自己人达成共识，为温州的发展建立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这种有些官方发言味道的表态，出自一位民营企业家、一位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会长，让一些参加青企协庆典的来宾感到有些意外。而从庆典的规格和排场上，人们也容易感到一些与民间商会不同的气息，有人不无担心地说，强调官方背景的温州青企协，似乎有“克隆”工青妇组织、向旧体制模式复归的倾向了。

　　这种微妙的变化，其实正是中国的商会所面临的共同尴尬。十多年来，温州的商会承接了政府转换定位之后的部分职能，将企业家组织起来，自我发展，自我管理，但是，由于至今没有商会方面的法规，其地位与功能一直无法明晰，真正的商会制度难以确立。在这种形势下，不但增加了商会发挥作用的难度，而且，也存在着商会为政府服务的现象。

　　温州各种商会的发展，本是一种区域创新能力的体现。但是，现在看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不可能率先在民间部门单独建立起来，如果没有政府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商会必然会被政府的巨大力量吸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