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反对银行业对外开放

　　本报评论员 李利明/文 就在建行和中行相继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建行成功实现海外上市的前后，对“以开放推动改革”的国有银行改革模式的批评开始集中出现，“国有银行股权被贱卖了”、“银行业大规模引进外资将威胁到中国的金融安全”之类的说法，不断见诸报端。

　　纵观以反对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为主旨的主要人物及其言论，诸如“不应该引进境 外战略投资者”、“国有银行被贱卖”、“向外资转让股权威胁到金融安全”等等，其中，不乏一些煽情色彩的、有时与事实不符的感性语言，描绘出一幅臆想中的“外资将逐步控制中国金融业和整个中国经济命脉，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可怕图景。

　　其实，任何改革模式都不忌讳争论。只要是站在学术探讨立场上的理性争论，最后总会达成共识和谅解。在过去几年关于国有银行改革的争论中，对于不良贷款是否应当二次剥离、外汇储备注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要进行股份制改革、上市是否是改革必由之路等等问题的争论，都是在学术界与银行业界人士之间进行的，他们站在学术角度，立足中国国情和国有银行现实，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商榷，最终大体达成共识。国有银行股改也是建立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之上的。

　　如今，建行已经成功实现海外上市，接下来中行、工行将于明年上市，下一步农行也将按照相似的步骤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以说国有银行“以开放推动改革”的基本改革路径和模式已十分清晰。在这个背景下，仔细分析对这一改革路径和模式的批评，对于总结国有银行改革经验，坚定改革方向，意义重大。

　　有关的批评观点

　　纵览最近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批评观点，主要来自四位人士：德邦证券总裁余云辉、上海银行同业金融部总经理骆德明、被称为“独立评论人”的《董事会》杂志执行主编袁剑，以及被称为“专长于政策分析及研究”的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师陈功。其他人士的批评，主要援引他们的批评论点。

　　他们的批评观点主要反映在三篇文章中：余云辉和骆德明的《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刊于《上海证券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版图告急》(《董事会》杂志的报道)、袁剑的《金融改革的困局和赌注》(11月22日在“新浪财经”上的专栏文章)，这三篇文章，特别是前两篇文章的观点和说法，被很多批评者所引用。

　　这四位人士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很多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这一点从他们援引的一些错误数据可以看出，如“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如在并不了解投资者的分红只是税后利润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就得出“交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46.05亿元。按此估计，汇丰银行今年就可从交行创造的利润中分得20亿元人民币左右，5年左右就可收回在交行的投资”这样的结论。这些批评属于非国有银行业界人士对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并非充分了解客观现实的批评。

　　这些批评的具体内容可以归结为“三论”——境外战略投资者无用论、国有银行被贱卖论、金融安全受威胁论。仔细分析一下，这“三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境外战略投资者无用论

　　这些批评者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能帮助国有银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

　　袁剑的说法是：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善财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余云辉和骆德明认为，建立一个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创新，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当然，我们可以像出卖深圳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控股权一样出卖各个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方式建立的不是中国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而是外国控股企业的治理结构。

　　其实，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意义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业界人士的认可。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2004年4月就指出：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国有银行改革的一个核心环节。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能够作为一种催化剂，能够加快商业银行民营化；第二它能够代表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够引进国际最佳的惯例，能带来全新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战略引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能够保证IPO的成功，因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因为历史的原因，存在薄弱的环节，潜在的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存有很多怀疑、担心。如果说在IPO之前或者IPO的同时，成功地引进战略投资者，就能够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刺激股票的需求，能够增加商业银行在市场上的可信度。

　　在金融决策者和监管者看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刚开始时不仅是为战略投资者所带来的管理经验、技术、产品开发能力、资金，更重要是整个银行运作机制的改变，是把整个国有银行置于国内与国际投资者的监督之下。因为一直以来困扰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问题是:国有独资金融机构效率低，但通过内部改革提高效率的动力严重不足，因此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成为一个比较具有可行性的路径。

　　银监会对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作用有着充分的认识。2005年11月2日，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提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应该坚持五项原则、符合五个标准。如果说先前很多人士还对于境外战略投资者有种种疑虑，国有银行按照这五项原则和五个标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业内人士的疑虑。

　　批评者认为，外资入股参股中国的金融企业，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

　　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并没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对国有银行趋之若鹜。2005年3月，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苏格兰皇家银行市值便下跌17亿美元，说明境外投资者对参股中国国有银行并不看好。

　　2005年6月初，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指出：“对跨国银行来说，入股中国银行业的吸引力很明显：它们能够赶在中国市场开放前夺得先机。然而，入股的风险看起来至少与吸引力一样大。尽管过去的坏账已得到清理，不良贷款率也已下降，但近期的贷款质量仍存在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急剧放缓的情况下。已有一些分行被关闭，但保留下来的分行与当地政府官员的关系，往往仍然强于它们与总行的关系。尽管已经裁员，但大型国有银行仍然十分臃肿，而熟悉现代银行操作的人员却很少。而且，法院对违约债务人的判决也几乎无法执行。”

　　批评者以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作为“没有通过引进外资、没有海外上市却运作得十分成功的中国金融企业”的典范，以反对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但这些批评只能说明批评者对中国金融业了解甚少。

　　招行虽然是国内股份制银行的佼佼者，但是与外资银行的差距依然很大。到今年6月末，招行的总资产达到6714亿元，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1.35亿元；而香港恒生银行今年6月末的总资产为5697亿港元，略小于招行的资产规模，但是恒生银行上半年的净利润高达60.45亿港元，几乎是招行的3倍！除去税收优惠等因素外，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差距也相当明显。正是看到了自身与外资银行的差距，不久前招行董事长秦晓已经表示，招行将于明年下半年赴香港上市。

　　至于中国银联，到2004年末累计仍然略有亏损，不知何以成为中国金融企业的典范。

　　国有银行对于战略投资者的作用最有发言权。在建行上市后，建行董事长郭树清就战略投资者作出五点说明，其中第一点就是“战略投资者是指能为建行战略发展带来好处与帮助的投资者”。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境外战略投资者无用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国有银行被贱卖论

　　在批评者看来，国有银行被大大贱卖了。

　　“中国金融业向外资贱卖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这将会带给中国金融业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余云辉的说法。

　　陈功认为，中资银行出卖的股权定价太低的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是境外战略投资者从汇金公司平价购入中行和建行的股权，外资没有花费任何溢价，占了很大的便宜。中行和建行因国家提供巨额财力进行资产重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已得到了极大提高，其自身股权价格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理应相应提高出售股权的价格。二是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出售股权时，没有对中资银行无形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和计算。对国有银行来讲，其巨大的网络、品牌和信用度的价值，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上。三是中国银行业的股权交易正演变为卖方市场的局面。因为外资入股没有竞争者，我们自己的政策把中国有实力的企业排除在外。

　　现实情况是：汇金公司向美洲银行转让建行股权获得了15%的溢价，随后汇金公司向淡马锡转让建行股权也获得了同样的溢价；而汇金公司向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境外投资者转让中行股权获得的溢价更高，达到了25%。

　　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对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艰难深有体会。2005年9月15日，谢平指出：在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制度性溢价，也不能忽视制度性折价。制度性溢价方面，几大国有银行目前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客户群、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关键时候的国家支持性因素，这些都构成了中方谈判时的要价筹码；制度性折价方面，现有法律关于外资持股银行比例的限制、行政干预经营、国有银行高管的政府任命方式，这些都成为对方要求折扣的依据。所谓的国有银行卖出的“低价”，也就是经过中外双方多轮拉锯式的谈判，参照上述折溢价因素所谈出的一个均衡价格。

　　目前，否认国有银行被贱卖的最高层声音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谈判定价中，我相信我们的同志都是爱国的，谈判就是要双方有一个折中。制度性原因造成的问题，不得不考虑。”他在11月12日如此表示。

　　建行上市之后，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数字来说明建行没有被贱卖：拿美洲银行来说，首先，它以略高于净资产的价格购买一部分；其次，在IPO时，以上市价格(即2.35港元)购买5亿美元；此外，在未来几年内，享有增持至19.9%的期权，价格以IPO价格为基础加上逐年递增的利息。即使按这几个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来看，建行也是一点不亏的。

　　建行IPO价格的市净率为1.96倍，市盈率为14.7倍。而美洲银行的市净率是1.6倍，汇丰银行的市净率是1.87倍。正如郭树清所指出的：建行股票的市净率、市盈率均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在大型国企海外上市中处于高端。以显著高于净资产的价格出让，决不是贱卖。

　　中行董事长肖钢在11月27日也指出：战略投资者和公众投资者性质不同、作用不同。战略投资者愿意与引资企业长期业务合作，共担风险，往往要承诺较长的股票锁定期，承诺竞争回避。公众投资者更多考虑股票投资收益，可能长期持股，也可能短期投机。因此，战略投资者在IPO前入资的认股价格一般要低于IPO价格；从定价策略看，引入国际知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有助于提高引资企业无形资产，提升引资企业形象和市场价值。因此，在引资定价过程中，按国际通行惯例，通常都要考虑无形资产的价值。

　　了解了谈判过程的艰苦和具体数据，就不会得出国有银行被贱卖的结论。

　　更让这些批评者不知道的是，当时中行和建行也曾邀请内资企业入股，但是内资企业开出的价格只有每股1.04元，大大低于外资机构的出价。

　　金融安全受威胁论

　　与反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认为国有银行被贱卖相呼应的是，虽然监管当局明文规定国内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5%，他们还是认为外资大规模进入已经威胁到中国的金融安全。

　　余云辉和骆德明认为：金融企业过度引入外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丢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袁剑则认为：仅就目前的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思路的确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

　　在他们看来，国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影响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

　　他们还为外资金融机构设计了在中国攻城略地的“八步骤”基本路线图。在这些步骤下，中国经济的最后图景将会是：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肌体之中，利用金融资本控制中国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的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国外的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比如中国石油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国际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影响政治。

　　成思危并不认为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威胁到中国的金融安全。他说：“在把银行做好这一点上，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和我们应该说目标是一致的。对于外国战略投资者进入银行这个问题，影响国家金融安全这样的提法，我们认为可能说得过了一些。”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指出，从来没有看到谁定义过金融安全的概念。而现实中人们往往把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和民族主权的高度。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经历了金融安全的争论，但是现在他们的金融业都开放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于中国国有银行这么大的规模，外资投入那么多钱，往往并不能轻易的退出去，他们面对的中国国家主权给他们带来的威胁非常大。相比之下，外方投资的不安全和中国金融不安全相当不对称。这对外方投资者相当不利。“其实，对于中国金融业最大的威胁来自金融腐败，金融机构内部的腐败和行政干预。遵纪守法的外资银行与不一定这样做的国内金融机构相比，谁更可靠？”陈志武这样认为。

　　肖钢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指出：如果不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资产增加、财务信息不真实，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这才是真正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最大隐患。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经营机制，建设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最大的支持和保障。

　　“不要认为卖给外资就不安全了，不要认为把银行当成自己的儿子，听自己的话，这样才安全。捂着，保着，有问题兜着，最后出了窟窿财政或外汇储备拿钱，这种做法其实很吃亏。”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表示。

　　对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经营状况，一些高呼金融安全的人视而不见。正如本报评论员曾指出的：“以往，出于担心外资参股国有银行将对金融安全产生威胁，因而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间最晚、步伐最慢，政府将银行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其结果是没有了外资控制国内银行业的担心，却产生了3万多亿元不良贷款，而在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无限责任之下，这些不良贷款无论是通过财政买单还是央行买单，不是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就是征收了通货膨胀税，最终是全民买单。”(见本报10月30日社论版《国有银行改革没有回头路》)

　　其实，国有银行并不是外资说控制就能控制的。肖钢指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单一国外战略投资者入股国内银行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0%，所有外国机构入股比例上限为25%。也就是说，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国家仍然对国有商业银行保持绝对控股。另外，随着银行公开发行上市和持续发行，境外战略投资者所持入股比例可能会进一步稀释，国有银行的绝对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国家手中。

　　回想在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国际上所有知名的报刊杂志都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定时炸弹”，在今后的几年中炸弹可能爆炸产生金融危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三大评级机构也纷纷发布对于中国国有银行前景悲观的报告。当时即便中国的大银行邀请外国投资者，估计也没人敢来。在国有银行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后，很多外资机构表示出参股的兴趣；建行上市之后，三大评级机构都调高了建行的信用级别，这本身就表明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是威胁到金融安全，而是降低了金融风险、维护了金融安全。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如果归结一下这些批评，其本质上就是不相信外资，不相信全球化，反对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其实，从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具体经验来看，外资的进入无论在产业还是在区域层面，对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开放推动改革”已经成为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外资进入的积极作用在金融行业也十分明显。

　　家电业是中国最早对外资开放的行业，在1980年代，众多的日本和欧洲的家电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与国内企业合资设厂，甚至生产外国品牌的家电产品。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家电行业不仅没有被外资控制，而且在中外家电企业的竞争中已经培养出海尔、TCL、长虹等众多的民族家电品牌，家电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这与中国家电业最早对外资开放不无关系。这样的产业不在少数。

　　同时，目前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珠三角和

长三角，都是中国对外资开放的产物，外商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已经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圳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内人均GDP最高的特大城市，与敢为天下先的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中国之所以积极加入WTO，正是看到了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意义。

　　比较中国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及其行业现状，就能够看出对外开放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意义。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最早，开放程度最高。2003年和2004年，国内三大保险公司——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

平安保险都成功实现海外上市，国内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有外资参股或者是中外合资，但是保险业在整个金融业中发展得最为健康安全，也不需要国家拿出一分钱来化解风险。

　　余云辉博士是证券业界人士，证券业是金融业中对外开放最慢的行业，同时也是现状困难的行业。除去1995年前的中金公司作为首家合资券商成立之外，此后10年间，只有最近才刚刚批下来两三家合资证券公司。这时，证券业引进外资又遇到了极大阻力。对外资最不开放的中国证券业的现状是：绝大多数券商都是“两手挪”——一手挪用客户保证金，一手挪用投资者的证券，造成巨大的窟窿和全行业的危机。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这些巨大的窟窿还要国家来填补。之所以中国的证券行业坏到这种地步，很大原因是证券业不对外开放，没有成熟规范的经验可学，使得中国的证券公司找不到方向在哪里。

　　比较了保险业和证券业对外开放不同的程度和“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状，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作用和意义不言自明。

　　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在1994年曾批评对于开放带给中国巨大变化视而不见、反对中国对外开放的人士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如果还有人对国有金融一统天下造成的巨额不良贷款和效率极其低下视而不见；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后带给中国银行业在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上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对深发展、浦发行和交行等国内银行获得外资参股之后的积极变化视而不见，却来批评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批评“以开放推动改革”的话，其言行大抵也属“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