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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基本问题是转变增长模式。我国早就应该转向工业化国家19世纪后期所采取的增长模式，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但一直转变不过来。
我国增长模式转变的滞后，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适合于旧的增长
模式。20多年来体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还是适合于旧增长模式。适合旧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体制有很多内涵被遗留下来，没有能够得到改变。这些旧体制的“遗产”包括：第一，各级政府保持着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如土地。第二，以GDP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主要的标志。第三，财税体制的缺陷，税收主要来源于增值税，其中一半是生产型增值税，使得各级政府关注产值的增长。第四，要素价格向下扭曲，鼓励了企业以大量投资、大量资源消耗来支撑产值的数量增长。十五计划提出要进一步优化与调整生产结构，但从2001年到2005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结构非但没有优化，而且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现行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的压力，以及扭曲的要素价格支持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造成了大规模投资和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热潮。后果包括七个方面：一是不能“扬长避短”及有效地配置资源；二是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三是造成煤电油运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四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五是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六是抑制服务业的发展；七是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
中国的资源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如果不能够转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结果将是扬短避长，降低经济的总体效率。目前增长数量非常好，可是增长的质量非常差，这样的增长不可持续。以电解铝为例，2003年我国出口铝锭125万吨，比2002年多出口50万吨，增加收入6.9亿美元。同年，原料增加及价格上涨、海运费上涨等因素导致全行业成本增加6亿美元。电解铝行业账面盈利约8亿元，但如果扣除电能消耗的机会成本、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资源紧张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损失，实际财富损失则至少为100亿元。
实现增长模式转变，首先要加快科学和技术进步。促进与科学相关联的技术在经济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同时，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开发的社会投入。其次，加快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代制造业已经不同于19世纪的制造业，是与服务业相融合的。而国内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附加值最低的区域，每一个单件产品赚钱有限，只能靠数量的扩张。数量扩张太厉害，消耗了不可再生资源，破坏了环境，又背负倾销的恶名，结果却没赚到多少钱。再次，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避免用早期工业化阶段只重物质产品的眼光来看待信息产业。在国际信息产业市场结构中，硬件只占三分之一，软件和服务占三分之二。而我国信息产业基本上都是硬件生产，也就是产业价值链中最低的一块。第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现有1亿以上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要向城市的工商业转移，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化，如果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城市工商业的就业率，仅此一项就可以使效率得到很大提高。要做到加快技术进步与提高效率，就必须改变现行经济体制中妨碍这种转变的体制，基本问题是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第三届中国汽车产业高峰论坛上演讲摘要）
《市场报》(2005年12月02日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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