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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上午9时，“县域经济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二楼会议室举行。由于人太多，只有县长、书记们被安排了座位，不少代表只能站着听。一位专家结束发言后刚走出会场，就被几名小跑过来的县长给“拦截”了。
“希望您能到我们宕昌来看看。”一名县长不失时机地递上名片。当天，这些县长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与会专家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县官赶京
“这个机会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难得。”此次“县域经济研讨会”的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的袁钢明主任告诉记者，三四个月前他去甘肃省宕昌县调研时，当他的父母官就说，他们那里已经40年没有北京的人来过了。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对于到会的这些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一次点燃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11月25日，这些来自中部、西部贫困县的几十名基层干部相继赶到北京，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4天的研讨学习。据了解，在当天的队伍中，不少县的领导班子都全军出动了。一些县的旅游局局长、招商局局长、建设局局长也都随行。
听到的机遇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我是全国最穷的贫困县县长之一。我给你说两个数据，你就知道了。”来自甘肃省宕昌县的陈恒县长告诉记者：2004年宕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902元，财政收入是1547万元。而同一时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
尽管这样，陈恒所在的、有着30万人口的西部小县，每年仅发工资就需八九千万元，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这种情形普遍适合当天参会各县。
“目前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是1：3.3，到2010年可能会达到1：4。这样很难实现全面小康。”作为“十一五”规划的起草者之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也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此前，郑新立还专门去了韩国考察该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掀起的“新农村运动”。同行的还有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官方人士。
“农产品加工被称为1.5产业，介于工业与农业之间，其中大有文章可做。”国家农业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赵长保透露，一些地方动不动就提出“工业强县”的口号，却忽略了自身的农业优势。
“所有中国人的嘴的面积加起来，就相当于长江流域的面积，只不过这张嘴是越来越挑剔了。”国家发改委地区政策司的杨萌凯博士打了一个形象比喻，以此说明农业产业化的潜力。
县官集体诉苦
除了倾听，这些从中部、西部匆匆赶来的书记、县长们也准备了一肚子的话。
“就拿扶贫资金来说。”陈恒显然有备而来，“国家的扶贫资金从中央到省里，从省里到市里，层层扣掉一点，到了我们这里已经强弩之末。因此，这些年来市场化扶持基本无效，我们呼唤中央能在政策上采取直接扶持机制。”
“我们县每年的存款有8个亿，但我们本地能留下的还不到一个亿，其余资金都拿去支持城市发展去了。”河南省汝南县县委副书记吕方说，“四大商业银行改革后，县里只能存、不能贷，农民连2000元的资金都贷不到，国家能否考虑允许县里成立融资机构，解决资金问题。”
即将“走红”的农村
据了解，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有50％左右由县域经济贡献。但仅全国“百强县”的生产总值就占据了全国县域的24.1％，此间差距可想而知。
在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钢明看来，当前我们对县域经济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目前我们的城市政策很多，但针对农村的政策却很少，也不到位。”
实际上，除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获得了短暂的较快发展，农村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在80年代后逐渐放缓，近十来年发展速度更是大大下降。
陈恒说：“以前研究机构都是关注发达地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开始研究我们落后贫困地区，从以前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转为来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了。”
《市场报》(2005年12月02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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