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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这几天最牵引舆论的话题，莫过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案：一位老人住院６７天，医院竟收了５５０万元医药费，其中充斥着许多荒诞离奇的收费——继前日中纪委、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卫生部监察局等部门联手组成调查组，赴哈尔滨对此事进行调查后，据１２日１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公安部日前也已介入调查，专案组有关人员已经与
死者家属接触，并取走了一批资料，医院的账户已经被封了。
事件发展到这里，很多人在情感上一定已走出义愤填膺，感觉到一种“大快人心”的欣慰，如此高级别的部门参与了调查，看你当初狂言“还漏收了许多”的医院还怎么嚣张；如此多的部门介入了，荒诞离奇背后的极端腐败有望全部大白于天下——笔者开始也是怀着这种欣慰看待调查组的，可随着介入部门越来越多越高，笔者的心情也越来越复杂沉重：查清一起医疗腐败，需要动用这么多这么高的部门，如此复杂、高成本、远距离的“监管模式”可以复制吗？
也就是说，如果既有的监管制度严格的话，是不会动用如此高级别多部门之调查组的——所以吸引了这么多高级别的监管机构，除由于数额巨大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医人家属的举报信。据报道，家属先后写了１００多封举报信投递给相关部门，家属所以不走“正常”途径而是遍发举报信：是出于对既有老子监督儿子式监管模式（本地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本地医院）的不信任，他们尝试过走正常路子，可“正常路子”给出的调查结果很难让家属满意。
“豪华调查阵容”出马的背后，是本地既有监管模式的失范：本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监管本地医院模式的漏洞百出——这很难不让人想到，如此“漏洞百出”后隐藏着多少日常医疗中病人维权的艰难和辛酸：被蒙了５００多万，家属才会写信惊动中纪委和公安部，可如果仅仅是一瓶盐水、几根插管、几元的收费“误差”，依靠如此监管体制，病人如何去维权，也要劳中纪委、公安部大驾吗？可１３亿人的憋屈凝聚起来，又何止５００万？如此失范的监管体制中，全国医疗利润中每年汇集着多少“坑蒙”来的民脂民膏？
中纪委、公安部等部门组成调查团，这个权利救济渠道太复杂太特别了，特别得不可复制，复杂得难以企及。
一个可复制的监管模式，它首先必须是简易可操作的。举个例子，前段时间美国某州选出了一位１８岁的市长，美国人何以放心一个１８岁的年轻人当市长？这源于背后有一个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政府运作制度，因为程序化所以才简单，政府运作就好像“傻瓜相机”的程序，市长只是摁一下快门而已，１８岁的资历足够了，１８岁的低龄表征了这种职位人选的“可复制性”——如果既有的医疗监管是规范化程序化的，那必然也是简单，病人一个举报，调查系统会立即灵敏地启动起来，“豪华调查团”实质上是非制度化的，复杂得难以复制。
一个可复制的监管模式，它还必须是低成本的，因为低成本才能普及，“豪华调查团”表征的是高成本的监督运作；一个可复制的监管模式，它还必须是近距离的，近得寻求救济者伸手可及，调查组都来自中央，可“中央”离人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远。
豪华调查组的出现，折射出既有监管模式的失范，可豪华调查组又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调查组成员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也越让我们的心情感到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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