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傲慢都要不得

　　□鄢烈山

　　香港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先生关于“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据说引发了网民新一轮“对所谓经济学家的批评和谩骂”。站出来回应的，与经济学家搭界的人，我看到的有几位，包括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武大和北大等大学的博导邹恒甫，近期《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对他的访谈，可以说 是对丁学良观点的论证和补充；还有是《经济学消息报》的总编高小勇和《中国改革》杂志的主编新望，与我一样本职是传媒人。高小勇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们受到的恶评鸣不平，不仅认为他们有“捍卫科学和理性”的大智大勇，而且断言“其实，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新望也是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说话，正面评价他们，但他的评价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进程相联系，在肯定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和三大贡献，为他们“洗冤”的同时，也承认中国当下存在形成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危险，呼吁矫正偏差，实行“民主的改革，公平的改革，大众参与的改革”。(参见《财经时报》)

　　本文不拟从我的视角详细评点上述四人的观点，限于篇幅只想谈一点比较明显的感受。

　　一种是学院派的傲慢与偏见。它指向直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经常在传媒上就重大政策、决策向公众发表意见的人；邹恒甫讥之为“新闻媒体经济学家”。

　　应当承认，致力于学术研究，争取多出学术成果，是所有学者、教授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应当像邹恒甫所说的那样“耐得住寂寞”；邹先生说“书生自有嶙峋骨”，他最厌憎“权钱交合”，这是非常难得的；至于邹先生抨击“国内现在出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学者型官僚和官僚型学者”，这个全称判断是否允当可以讨论，其反对“官、商、学通吃”的初衷也不乏针对性；而他致力于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经济学教材，在数理金融、数理经济方面开国内之先河更是功不可殁。但是，他不该用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少论文做惟一的尺度，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家。邹恒甫在上海财大演讲时说：“他们著名，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国内发的，中文写的，当然都是不算数的。他瞧得起张五常，因为他在美国有些论文；他比较瞧得起林毅夫，因为“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他敢于睥睨中国经济学界，也是“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文章”，“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我觉得这不是狂不狂的问题，只要真是了不起，不仅是中国不可多得的而且是中国不可或缺的才智之士，态度狂傲一点，我们就该“笑纳”。然而，在海外发表几篇英文论文就真的那么了不起吗？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学术象牙塔的顶尖人物，还是脚踏实地，有力推动中国转型，加速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人物？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或者说需要更多的后者。我们出一两个经济学大师为中国争光为学术锦上添花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中国是后发国家，中国面临的大量经济学问题，都是人家探讨过的；中国面对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未必是国际经济学界所关心的、至少不是“前沿”的问题。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向官员与民众普及经济学常识(所谓“更新观念”)，“经世致用”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宝贵的文化传统。因此，参与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实践，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不论是以公民的身份还是专家的身份，都是值得尊敬的。对于中国经济学家对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贡献，新望先生已有令人信服的论述，本文不必重复。

　　这里，不仅涉及到如何历史地、现实地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而且关涉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或者说，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如何定位的大问题。我的结论是，经济学家群体可以有不同偏好，甘坐冷板凳的与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应当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不要文人相轻、唯我独尊。

　　另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不知如何命名贴切。

　　在我看来，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大像经济学家，主要是没有“明晰”自己的身份：一、你可以像余秋雨那样认为自己“为企业利益代言”(或为别的特殊群体、集团)代言很正常，但应明示是企业的形象大使、公关代理而不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貌似公允的言论来混淆视听，公与私、显与隐两种身份不能模糊。二、你是学者，就应当坚持真理多讲理想的模式，为社会树立一个正义的值得不懈追求的目标；你不是幕僚，不能只为“主公”思谋当前的对策，不能将“最优选择”视为虚幻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之，将所谓“次优选择”合理化为实际上的“最优选择”，并使之合法化、定型化。有位经济学博士说：“深受现代经济学理念熏陶的当代经济学界，对任何没有现实可行性的政策主张都缺乏兴趣”，我怎么听都觉得不像学者而像“上书”干谒者讲的话。三、你的术业有专攻，经济学领域的事你也不可能一通百通，不能包打天下越界发表“专家”意见；如果越界就要像我一样，只是以一个普通公民和读书人的身份讲话。

　　现在有学者在呼吁反对“民粹主义”，我也认为应当警惕“民粹主义”；但同时要警惕将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混为一谈，假反“民粹”之名而反对“四大民主”(即十六大讲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本文讲的反对两种傲慢与偏见，不仅是针对经济学界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都一样。

　　-读者众议

　　经济学家的道德困境

　　经济学家所谓的“不讲道德”应该理解为经济学对关于“道德”的事物不做评判，不做研究。但在目前中国也许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这种经济学“不讲道德”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二分法，事实判断是否完全能排除背后的价值预设，这是存疑的。而且，中国的经济学家过多地牵扯到了利益集团之中，如果说其研究是非常客观的，这也让人怀疑。

　　第二，假如承认学者的研究是客观的，是“道德无涉”的，如果只是限制在学术领域内，不论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结果多么违反我们的道德直觉(比如说例证出对危重病人投入社会资源是无效的，应该将其资源投入其它领域)，也值得认真对待。

　　但是，如果经济学家的研究超越纯粹的学术领域而进入社会领域，发生对社会问题的影响的话，再不讲“道德”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依靠一定的基本价值情感所维系在一起的。

　　更复杂的是，在经济学的逻辑中，道德问题已经作为“偏好”给出，所关注的只是到达目标的手段而已。但在社会现实中，道德问题是弥散化的，实现手段上往往又会发生道德问题，而这种问题通常无法消解。

　　一个例子是一些高校的改革，此举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目标，意图通过引入学术竞争这种市场化模式。就其这一手段本身而言，已牵涉到了道德问题，即市场化的竞争只在教师之间展开，而不涉及到占学校主体的行政人员，这违反了基本的公平——即便是要牺牲，为什么要这部分人而不是另一部分人牺牲？

　　现在的很多改革有这样的色彩。比如工人下岗，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必须，下岗是以小换大，这换取了整个社会“蛋糕”的变大。

　　在经济学家的思路中，一项政策是否可行，要看在既定目标下，其实施能否导致一个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即便有人利益受到损失，只要总体利益的增加比受损的利益大，政策就是可以实施的，因为受损的利益是可以受到补偿的，而补偿之后整体利益仍有所增长。至于是否受到补偿，在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政治学家的事情。在中国，经济学家们认为在我们这种现实约束下，这是不重要的。

　　这种思路本身是存疑的，还会涉及到其他的道德问题：为什么是工人下岗，为什么不是搞垮企业的经理下岗？经济学的思路没法处理这样的道德问题，而经济学的思路应用时又会面临这样的道德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经济学家的困境所在。

　　———姚志伟，中山大学政治于公共事务管理系博士生

　　部分经济学家形象欠佳

　　说实话，我们也看不起部分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言论经常与事实出入很大，甚至相反。

　　如2001年中期中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已经超过60倍，绝大部分投资者都已意识到市场已经走向疯狂，但部分经济学家偏说股市的上涨仅仅是恢复性的，有的还明确预言股指将要涨到5000点。目前股指已经跌去50%以上，市场仍没有见底的迹象。又如2004年，一些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地居民的购买能力，房地产市场已经沦为少数有钱人投机搏傻的市场，但很多经济学家依然宣称房地产市场很正常，房地产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10年！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老一辈经济学家为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样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重。为什么当前一些经济学家经常受到社会公众的谴责？

　　第一，经济问题是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的言行格外受人注目。经济学家长期生活在聚光灯下，甚至成为媒体关注的明星群体。言多必失，部分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也就很容易被社会所关注。

　　第二，经济学家容易受到金钱的诱惑，但经济学并不研究如何去赚钱，经济学家们很难单纯依靠专业知识去直接赚钱。对国内经济学家来说，目前最有效的赚钱方式就是应邀演讲或成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一次演讲的出场费一般都是1万至2万元，独立董事的年薪一般为3万至5万元。而要获得这样的收入，知名度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部分经济学家迫于赚钱的目的，总是希望保持较高的曝光率：因此只要是社会热点问题，只要是有人愿意听的问题，他们就会奋不顾身地插上一足，而不论这些问题受否属于他自己研究的领域。同样道理，少数学术品行不好的学者沦落为少数企业或特定阶层的代言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对经济学人才需求巨大，导致高校大量开设经济学专业，而不能保证严谨的学术训练。这样出来的学者，无知者无畏，自然什么话都敢说了。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就以“气只可鼓不可泄”为由反对中央采取

宏观调控措施，吴敬琏老先生讽刺说，“不知道在经济学中，气是什么概念”。

　　———邓璐璐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