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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大河报报道：自今年５月份以来，郑州市交巡警支队在市区主要路段、主要路口安装了５００个电子眼，目前已投入使用。这些“电子警察”并不是政府投资安装的，而是由生产厂家“赞助”。电子眼“无偿”安装后，交给公安部门管理，在其后的违章处罚款项中按一定的比例向厂家返还成本费。由商家安装电子眼是否正常？在媒体记者的采访中，许多
人提出质疑：商家趋利是自然法则，作为电子眼的生产厂家，肯定希望违章的人越多越好，这样他们的“返还资金”就会多，就会尽早收回投资，他们在设计上会不会做一些手脚，一定程度上助长或者纵容司机违章。“做手脚”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但有关厂家以及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地想通过电子眼多收一些罚款却是肯定无疑的。
报道说，郑州电子眼商业化的做法系由政府批准，在全国尚不多见。接下来的问题是，它将会产生一系列怎样的“效应”呢？可以不算武断地预料：其效应主要是负面的，起码有以下三种：一是不好的“示范”效应。地方“经费不足”是目前的普遍现象，盲目追求“创新”的新闻轰动效应又是多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常犯的毛病，故郑州的做法一经报道和官方肯定，很可能会引来多个城市的争相仿效。二是“异化”效应。按说，安装电子眼的真正意义是警示、规劝和减少违章，不应具有任何“收益”或“投资回报”的目的。更何况，罚款所得与投资回报本来性质迥异，一个是不得已的手段，一个是密切关注着的目的。这批电子眼由厂家提供，而主要目的又是“返还”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了电子眼的功能性质，从而必然产生其“异化”。即使交管部门和交警个人本不想这么做，正所谓“拿人家的手短”，也难免受制于提供赞助的厂家，进而不得不屈从于电子眼所承担的“创收”功能。说不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交管部门为了履行对有关厂家的承诺，象分管各个电子眼的交警们下达“创收”指标。真要如此，交警们怎么办？只能重蹈很多医生为了完成指标而昧着良心开大处方的覆辙。三是“搭车”效应。实际上是以罚款为目的的电子眼或别的执法手段并不稀奇甚至相当普遍，并早已引起质疑，甚至因此形成官司。例如北京曾出现过一辆车在同一处被记录百次违章、秋后“算总帐”的荒唐案例。据说如今有了改变，只要同一辆车同一处违章三次以上，便会接到通知，这无疑“人性化”了许多，交管部门也显得光明磊落了许多。如今，郑州的交警有了“厂家投资、收回成本”的响当当的理由，罚款乃至故意罚款的意图很可能会膨胀许多，甚至从中“搭车”牟利、“搭车”获利。
商业化运作和公共管理、公共福利的运作“生”来不同，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前者，是以营利为目的，于是“投资回报率”不可避免地会贯穿于选择交易对象、项目论证、营运管理思路以及发展前景等过程的始终；后者，则是以全体公民的共同、均等受益为目的，更多体现的是它的人性化和服务性，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同为“公共”范畴，其实也应有所不同。例如供电、供水，由于各个家庭的消费需求量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因此水、电仍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质，故在政府定价、价格听政的基础之上适当引进民间投资，或采取委托经营方式，尚在情理之中。而诸如公园、广场、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益设施，按说则只能由财政“埋单”，不宜加入任何的商业化运营的因素。因为一旦引入便会涉及收费，一旦收费便会形成门槛，剥夺无支付能力的人群使用这些设施的权力和机会，从而扰乱甚至改变全体公民共同、均等受益的主旨。从另一角度看，每个公民都应被视为纳税人，既然大家公同积累了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当然也就不该再次付费。这也不能算“无偿”，只不过交换的方式不同。城市交通管理以及电子眼，毫无疑问应属于这一类。
据说有的城市曾出现过因缴不起电费而“红、绿灯”被停电的现象，郑州安装电子眼依赖厂家“赞助”，大概也与经费紧张有关。发展下去，是不是地方政府连交警们的警服也供不起，而不得不接受印着商品广告的厂家“馈赠”呢？真要到此地步，与其说是天大的笑话，倒不如说是莫大的政府耻辱乃至国家和民族的耻辱。同时，也会产生国际性的不解：搞形象工程、买高级轿车、公费出国旅游都有钱，为何轮到缴“红、绿灯”电费、安装电子眼时，偏偏就没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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