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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1月28日《东方早报》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于11月28日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此次会议是自《京都议定书》于今年2月生效后的第一次缔约国会议，被认为是标志着全球进入“后京都”阶段探讨期的开始。
所谓“后京都”的最大特征就是发展中国家将承担起一定的减排温室气体责任，这正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焦点。对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意味着可能将不得不直
面“后京都”带来的减排压力。
其实，面对所谓“后京都”协议，与其视为压力，倒不如视其为机遇更为合适。这个机遇就在于借此外部因素，促使中国摆脱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路径，同时实现企业外部环境污染成本的内部化。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所谓减排压力的到来其实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承担起减排责任是一个必然。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味满足于凭借发展中国家身份而获得的宽限期，只会给未来的减排工作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更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国外发达国家慑于《京都议定书》的制约，在缩减自己国内污染项目建设的同时，把处于宽限期的中国视为此类项目的乐土，纷纷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向中国转移；另一方面，在地方利益和GDP崇拜效应推动下，使得各地为了招商引资而不辨良莠。
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很容易想到的结果就是，诸多高污染项目在引进外资的幌子下在中国生根落地。对于一些投资期达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大规模生产项目，姑且不论给中国带来的外部环境损害，一旦中国面临减排压力，将给操作带来极大困难。即便强制性地“关停并转”，也只能意味着毁约与更大的资源浪费。因此，面对“后京都”的即将来临，与其被动等待，倒不如主动提高自己的环境考核指标，这也正是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是为其一。
其二，对于饱受反倾销之苦的中国企业来说，国际市场的低价格让他们背负了一定的压力。其实，这种低价是以低工资、高污染、高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学里有个外部成本的概念，就是指某些经济活动对他人、对环境造成了影响而又未把这些影响记入其成本。外部成本是使经济主体忽视环境保护即不愿意在环境保护方面投资的内在原因。而现在这样一种外部性造成的恶果正在透过国际贸易而显现。这样的外部成本必须内部化，而看似为压力的“后京都”协议正是这样一个契机，既然外部压力要求环保问题必须予以解决，而企业通过购置环保设施等内部化手段，不仅能够达到减排的目标、使自然环境得以优化，更使得企业成本与国际贸易的矛盾理顺，何乐而不为呢。
南极洲的臭氧空洞、北冰洋冰层的融化，或许听起来非常遥远，但实际上，与之紧密相连的却是中国引资体制的嬗变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在这一点上地球村居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马红漫（上海经济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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