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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时评
□刘鹤翔
最近，央视以仰视姿态采访了李嘉诚，听这位财富超人谈“富与贵”。话题重点在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李嘉诚基金。今年初，李嘉诚曾宣布，将其拥有的加拿大帝国商
业银行的近5％股权全数出售，套现所得约78亿港元，全数拨入其私人公益慈善基金会，以推动在全球的公益活动。据香港媒体估算，在此之前，李嘉诚在全球捐赠超过64亿元。今年些时候，李嘉诚又向香港大学捐赠10亿元，创下了亚洲记录。
和庞大的李嘉诚基金相比，中国内地的慈善基金规模很小，近10年来，中国公益机构共得到的捐赠约为100亿元人民币。
今年《福布斯》中文版公布了2005中国慈善榜，100位中国民营企业家上榜，他们的捐赠总额为5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位捐款500万元。尽管内地的慈善事业目前有明显的制度缺陷（今年立慈善法的呼声很高），但内地富人的财富品质总体上并不那么令人乐观。所谓“大企业家往往是大慈善家”，在内地并不是这样。另一个有点讽刺意味的信息是，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等机构的捐赠大部分来自海外。
现今大多数的私人企业老板还不愿意将自己的财富曝光，在慈善方面则尤其吝啬。绝大多数的企业主仅仅是雇主、老板，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当然，其中有企业发展水平的原因———众多中小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疲于奔命，对社会的最大贡献仍不过是“提供就业机会”。
近二十年来，中国内地社会财富的私人化运动波澜壮阔，迅速出现了一个亿万富豪阶层。富民政策一直受到嘉许，发展民营经济业已成为全国各地的共同愿景。最近，像苏州这样的的城市也在鼓吹要大力发展当地民营经济。因为，尽管苏州在招商引资方面成就巨大，但外资在苏州占了主导地位，苏州的民间却相对“贫困”。同样的愿望出现在山东，这个GDP有望超过广东、号称中国“鲁尔区”的北方经济大省，其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非但不能和浙江、广东相比，甚至也远不及福建省。
但民营经济的发展，始终是让一部分先富起来。除了生产富豪，财富私人化运动的另一个则后果是，两极分化一年年加剧。资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1年即达0.46,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0.40的警戒线。贫富悬殊的程度已到危险边缘。此外，近年，随着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产业化”改革推进，在事实上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降低了老百姓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富人阶层，富人阶层又缺乏公共意识，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由此导致的贫富矛盾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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